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文學是所有人的事

早前鄧正健就文學雜誌《字花》改版後的取向，撰文論述文學的公共性，批判「鄉巴佬」意識（地域主義，狹隘眼光，自我沉溺），提出了「世界主義者」的觀點。就本土情境而言，他認為「香港文學充滿私密性」，而年酷愛文學的年輕人，只是把文學視為「心靈的避難所」。文學於是變成了唯「我」獨尊，在維護和滋養個性的同時，也自絕於公共世界。為此鄧正健發出了「我只對世界負責」的呼聲。這是富有勇氣的宣示，顯示了新一代文化人從根底裡改變既有的文學觀念的決心。
鄧正健所關注的，無疑就是「文學是甚麼？」和「為甚麼我們需要文學？」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很自然會說，而鄧正健也清楚地意識到，這類問題是有無數可能的而且是互相衝突的答案的，也因此是沒有答案的。我甚至認為，不應該有最終的答案。可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嘗試去回答。甚至於，正正是因其如此，我們才必須不斷嘗試去回答，以謀求通過反覆的思考和辯論，去接近那不可能的答案。基於這個原因，作為一個回應，也作為一個締造文學公共性的舉動，我把我的看法鋪陳如下。

文學不是作者自己的事。這不止適用於那些介入社會型的作家。任何人只要涉入文學的領域，就必須意識到那不是自己一個人的遊戲。這跟題材並無必然關係，當中並不是寫自己和寫社會的分別。作家可以很偏狹地寫社會性題材，也可以很開闊地寫個人的體驗。卡夫卡可謂非常個人化的作家，跟批判社會的寫實主義大相逕庭，但沒有人會說卡夫卡自我沉溺。卡夫卡的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文學的自我中心起源於十八、九世紀的浪漫主義，那也是現代社會個人主義冒現的時代。文學變成了自我和社會劃清界線的方式。在原初的情境下這可以視為對社會的反叛和對抗，但在我們的時代這種對抗已經失效。它的失效既源於社會環境的轉變（文學能量的總體衰減，文學功能的日遭侵蝕），也源於浪漫主義向內退縮的先天缺失。
在今天，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界線的模糊化，無助於恢復文學的公共性。寫日記是一件私人的事，寫blog卻好像是一件公開的事。可是把私事寫在人人可以自由瀏覽的blog裡面，並不自動把寫blog的行為變成公共行動。它只是一種「公開」的行為，但卻沒有「公共」的意義。所以，所謂界線的模糊可能其實只是公共領域的削弱，並且日漸被類近而本質上絕不相同的「公開」行為所取代。在媒體和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年代，在私隱的公開化的趨勢下，我們面對著失落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雙重危機。讓我今天來界定文學，我不會用個性化的表達和語言的藝術性為標準。在不放棄個性和藝術的前提下，我們要有跨越自我的準備。不論以任何形式和利用任何載體，當一個寫作者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嘗試去重建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他就真正進入了文學。

文學不是讀者的事，也不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事。我們活在一個以消費行為取代一切行動的時代，也即是一個以市場價值為一切價值的時代。讀者不再是活生生存在的獨特的個體，而只是抽象化的一堆數字，一堆銷售金額。我們常常聽到「要照顧讀者需要」的論調，要求作家因應市場調整寫作方向。文學的沒落於是被歸因為追不上時代的步伐，為一批冥頑不靈的孤芳自賞的文人自招的結果。實情是，真正的讀者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消費者只懂購買而不懂閱讀。於是有人又提出要先教育和培養讀者，但要這樣做我們必須先向讀者提供一些既有吸引力又容易入門的東西。如是者我們又必須投其所好，回到市場的運作邏輯裡去。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操作。也許，狹義的寫作和閱讀的確發生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但文學的意義卻遠超乎此。一個作者不能為讀者而寫，也不必向讀者負責。如果作者心中時刻有那麼的一個讀者向他作出這個或那個的要求，而他又順應那些要求去調整自己，他就會為自己設立許多不必也不應存在的關卡。我們當然也不應反過來陷入完全自我中心的迷障，以要求別人遷就自己的任性來寫作。事實上，「照顧」和「遷就」這些用語，無論用在作者還是讀者身上，也毫無意義，因為它們假設了一種日常生活的人際相處關係，而這種關係從來也不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真實關係。所以，作者在寫作的時候不應以讀者為對象。作者面對的是世界。他只向世界負責。只有面對世界的，才是文學。

文學是所有人的事。這裡指的「所有人」，就真的是所有人，包括不讀文學的人，和不讀書的人。這個「所有人」不是指「市場」，也不是指消費和媒體社會中的「大眾」。我也不是說所有人也要一起來寫文學和讀文學。這是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的事。（當然這跟希望更多人得益於文學的期望沒有抵觸。）「所有人」不必都來理會文學，文學卻不能不理會「所有人」。這是一個眼光、面向和胸懷的問題。這種把自己置放於所有人的回應（response）之前的文學，就是一種負責任（responsible）的文學。這個「所有人」可以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所有人對所有人負責」（all is responsible for all）的宗教情懷，也可以是漢娜．阿蘭特筆下的人類必然的眾數（plurality）和共同（common）的生存狀況。沒有一個人是孤立存在的，但所有人也不是以一致的狀態存在的。在彼此必然的差異中，人建立共同的生存空間，並且以互相交流和回應的方式共同生活其中。換之言，這是一個公共空間。真正的文學，既處在這個空間中，也參與建造和維繫這個空間。通過公共空間，文學跟所有人連繫在一起。

文學是世界的事。文學，作為一種人為的語言製造物，是人類建造世界的方法之一。可是，何謂「世界」？首先，世界不是地球上所有國家的總合。面向世界並不是國際化。人類世界雖然不能脫離地球這個棲居地去理解，但世界也不是一個地理觀念。所以，所謂世界主義不單是相對於地域主義而言的，對不同地域文化的關注或興趣，而必須是一種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具反省能力的思維。在這方面比巴爾扎克更早甚或是更深刻的，是提倡「世界文學」的歌德。世界不是市場，這一點十分明顯，不必多講。世界也不是世俗化（worldliness），也即是迎合通俗的口味和標準。世界也不是社會。社會只是人類以階級、身分或群族呈現出來的一種世界的面向。對世界負責不是說作家要盡社會責任，或者試圖按照心中的藍圖去改造社會。世界是由人的製作和行動建設起來的生存條件，在這之中文學扮演了其中一個角色。文學沒有能力也不應試圖去改造社會，所有以此為理想的文學最終也失去了文學的真義而淪為政治宣傳或者道德教誨。但文學也不應因此而退縮到自我的心靈福地裡去。文學作為製作，甚至是行動，能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人類生存條件的建造。為世界的文學必然是公共性的，它必須面向眾數的他人；但文學也不可能全然是公共性的，它也必然具備自身私密和個性化的部分。所以，文學到了最終就是人在公共和私人領域之間出入的橋樑或通道。這橋樑或通道不會消除兩個領域之間應有的界線，但也不會把二者相互隔離。它讓人在安全的保護下免於封閉，在開放的交流中免於失據。它既確立自我又承認他人。文學藉此而成為了世界。
在這樣的定義下，文學既是一個人的事，也是所有人的事。

原刊於《字花》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