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 4/5

寫作作為一種行動

梁：其實寫作也可以是一種演出，但所謂演出不是指偽裝。在英文裡演出是act，是實現的意思，它是實現某個你尚未實現的潛能。對於一個作者而言，寫作也是一種實現。譬如說你小說中那麼多不同的角色，就是作者尚未開發的潛能，可以這樣說嗎？

董：可以。人們一直也將所謂acting 與writing分開，甚至連歌德也認為action and words有所不同。在歌德的作品中，兩者有時是互相配合的，但有時卻是前者高於後者，行動遠勝說話。可是，在古希臘人的思維裡，great deeds and great words 其實是同樣的東西，偉大的言詞就是行動。這對我很有啟發。所以我最近寫的人物對話除了是討論或辯論之外，也好像發表演說。也可以說，我正在嘗試寫一種演說體小說。我想探討的是，作為一個寫作人，當我在寫，我可以怎樣將文字變成行動，把words變成action呢？
我一直在思考寫作的意義：為甚麼要寫？除了整理自己的個人生命經驗，或者處理自己思考上的困惑之外，寫作對整個世界的建構有甚麼意義呢？這幾年我開始思考小說在社會層面上的意義。我當然不是要用寫小說的方法去對某些具體的社會事件造成直接影響。廣義來說，寫作是一種社會的解構然後再建構的過程。社會行動不是去解決一個問題，而是將社會的某些東西解構，再通過行動重新建構一個不同的世界。那麼，小說可不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也許小說本身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文學作為一種「製作物」（work或者fabrication）在這個世界中存在，其實也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我希望探索小說作為行動的時候，可以建構出甚麼來？

廖：你一直關心保育議題，當你想在小說裡流露這些傾向，或者是要暗示讀者去追隨你某些傾向的時候，你的控制度可能比詩人的控制度要更加保守，因為一旦稍微過了位，別人就會質疑為甚麼這篇小說會這樣寫。以詩言志，從來不是問題，甚至是詩歌傳統的一脈。可是以小說言志，卻很容易讓人覺得單一和說教。那你是怎樣掌握當中的控制度的？

董：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如果小說要言志，不知道會變成甚麼樣子，但又不能說沒法做到。這得要約束自己。我有時候會有這樣的衝動，覺得某些觀點一定要有力地表達出來，希望可以藉此說服別人，但我也自覺到必須約束自己，不要那麼衝動。一部小說如果到了一個純粹言志的程度，很可能就會完蛋了。究竟為甚麼是這樣，我還在想。小說中當然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不論我設置了多少觀點，當中或多或少也會有比較強烈的個人傾向性。可是如果我不想把小說變成一言堂，而要同時包容其他觀點的話，我要怎樣去約束自己？這個我還在摸索中。但肯定的是，詩和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本質完全不同。（我是說作為文體的詩，而不是詩意。）詩可以只有單一的視點，有強烈的個人觀感，但長篇小說卻不可以。長篇小說本質上就是一個多觀點的體系。

梁：這裡可能存在矛盾。當你寫作評論文章的時候，讀者會很強烈地感覺到你明確的觀點，但是剛才你提及小說中同時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你甚至對自己作評論時的觀點有所保留，有所質疑。這種矛盾你怎樣處理？

董：這是我未能解決的問題，或者根本是沒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我想不單是我面對這樣的題，就像一直以社會抗爭為題材的本地年輕作者李維怡，雖然她的批判性立場很明顯，但她也自覺地在小說中加入她所反對的觀點。這就是界線的難度。很多時即使作者有這樣的意願，但作者個人的觀點在小說中的傾向性仍然十分明顯和強力，而相反的觀點則相對較薄弱。李維怡又提到，在小說中寫社會行動就好像進行一個想像力實驗，而在這樣的實驗中，要給予社會行動成功的結果，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難不在於技術、技巧上，而是這樣就會讓人覺得作品脫離現實，因為社會行動在香港的現實中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這就是說，當你設置一個小說作為現實的對照的時候，你能容許自己的想像力去到甚麼程度呢。如果把自己的觀點推進到一個戰勝其他觀點的地步，你可能會突然發現整個實驗失效了，沒有意思了。可是如果要退下來，又應該退到甚麼位置？這就是最大的掙扎，但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香港文學的私人和公共面向

梁：最近你和一些文學界的朋友倡議建立香港文學館，重提文學在公共領域的意義，這起步點並不是以文學作為對社會的評論，而是文學作為一種行動，對嗎？

董：文學作為一種行動是指創作本身對於這個世界的解構與建構。香港文學的問題不單是沒有文學館。文學館關乎的好像是物質條件的問題，比如說現在本地文學推廣不夠，支援不夠等。當然這些也是實質問題，但我覺得核心問題是香港文學本身。我覺得香港文學本身存在一種較為內向的傾向，有一個較重視私人性和個性的傳統。寫作是一種實踐獨我的追求。是以香港作家能自外於意識形態，自外於商業和庸俗的主流價值，成就獨特的寫作風格。可是，這也養成了一種廣義的「恐共」情緒，對文學的公共性感到懷疑和抗拒。

梁：像環繞著文學雜誌《字花》的一群年輕人，當中有不少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但不知為甚麼我老是覺得他們的創作有一種很室內，很內向的感覺。連李維怡的《行路難》也給我這樣的感覺。

董：是不是「以內見外」呢？像李智良的《房間》，通過寫自己的精神病歷來映照出醫療體制的壓制。我覺得跟前代作家相比，他們這一代的社會意識相當高，也更具有行動力。但回到寫作的時候，卻可能變回一種很個人化的事情。原因在於大家對寫作的理解。或許對部分年輕作者而言，寫作不是action，而是相反的東西，是離開現實世界的一個私人空間。就算是對李維怡這樣「外向」的作者來說，她也會把寫小說理解為在社會運動中受到挫折之後，用以整理自己、治療自己的方法。可能這就是造成你所說的印象的原因。

梁：你這個看法是指香港文學的普遍情況嗎？為甚麼會這樣？與寫作環境有沒有關係？

董：我不能說這是個普遍現象。香港文學多種多樣，不宜簡單概括。但這肯定是個突出的現象。這跟寫作環境當然有關，一直以來香港文學就是處於一個「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狀態中。你怎樣去理解這狀態呢？當然你可以把它說成是一種反抗，即反抗商業社會的主流價值，拒絕同流合污，很自我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是積極的說法。消極的說法卻是：這是一種內向感。當然這種內向感是文學處境的自然產物。文學不受注視，沒有影響力，別說要去改變世界，就算是要去面對世界也不容易。一個作家不斷地寫沒有人看、或是人們看不懂的東西，不是很荒謬的事情嗎？在這樣荒謬的處境中，作家要大聲宣稱自己關懷世界，是何其大言不慚，又或者是何其困窘難堪？於是大家都低調地說，寫作不為甚麼，寫作只是自我治療、自我實現、或者是自我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