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不能為未來懺悔？ 4/7

關於小說家的時間危機

駘蕩誌：零三年五月底你與愛人去了趟日本，寫下旅途紀事《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當時兒子十分幼小以至「還沒有意識到父母的存在」，你決心要寫一部「關於孩子有記憶之前的人生的書」，讓我想到栩栩出生已經是斷掉了（本該擁有）十六年記憶的十七歲。在記憶與時間面前，你仿佛是個納博科夫式的時間恐懼症患者（Chronphobiac），在書寫的啞默中赤手空拳，是什麽成爲在支援你的力？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爲何能頻繁喚起你的共鳴？

董啟章：也許我患的是時間敏感症，像普魯斯特，而還未至於是恐懼症。納博科夫說的是意識到自己出生之前不存在於世上的恐怖，不下於意識到自己將會死去的恐怖。在生之涯的兩端以外，時間並未消失，自己卻不存在。那記憶呢？在出生之後到記憶能溯及的最早之間，那一段意識模糊或者不復記起的階段，存在又是甚麼回事？那是我當時想到的。
不過，我已經放棄了寫這個狀態的念頭，因為它是在語言之外的。我們用語言去摹仿它，最終也只是想像。你也可以說它注定是一個啞默的狀態，沒法說出來的狀態。嚴格來說，栩栩是沒有經歷過這個狀態的。她那本該有的十六年記憶或意識不曾存在。
至於大江健三郎，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作家。我有很多崇拜的作家，像普魯斯特、卡夫卡、佩索阿（Pessoa），但我不會希望自己在現實生活裡變成跟他們一樣。我卻希望可以像大江健三郎一樣地當一個作家。我不單是指像他那樣地寫，而是像他那樣地活作家的人生。如果只是說思考型的作家，卡爾維諾和波赫士也許比大江健三郎更機靈，也更有趣。大江吸引我的是，他是一個以自己的人生為創作前綫的作家。他以個人生活體驗的看似個別微小處，投映到社會和時代，在作品當中便看到了一個作家自身如何存活的問題，這是相當觸動我的。而在作品中的這個作家自我，他的批判和懷疑是同時指向時代也指向自己的。他把個人體驗的種種脆弱和不堪也展露出來，而且融合到時代的困局和危機裡去，而不是超然地加以判斷和指責。這跟我上面提到的附魔和驅魔相似。他追求知識的熱情，和把知識融入小說的獨特創作方式，是當代文學家絕無僅有的了。而他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和承擔，也是經已逝去的風範。我想不到有其他人能像他一樣守護文學的價值，固執地以一種絕不討好的方式寫作。也許他是繼承俄國精神的唯一當代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巴赫金的俄國。他絕不取巧，也不媚俗，堅毅地，甚至有點笨拙地，寫出一本又一本小說。我認為，這也應該是我要走的路。大江是個危機作家，個人危機、文學危機、人類危機，這種種也互為表裡，而面對重重危機，他異常沈著、堅韌。

駘蕩誌：沈著堅韌確實是小説家十分寶貴的素質，如同聶魯達（Pablo Neruda）在自傳裡優美記述自己收集的海螺(他自承是一位狂熱的海螺收集者)，殼面啞潔細瓷的紋路，堅韌的，歌特的，古典的，有遙遠生命的回聲，這些特質的獲得都必須在鹽風棱砂中攪埋數年。而種種危機感與個人體驗的反復剝離曝曬，讓人想起大江先生在《柏林講演》中引述的「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這種危機你已經表現得很強烈了，關鍵是如何來「處決」它，處理不好是否會轉為內傷。比如卡夫卡冷酷的寓言體,你仿佛是可以看到他那張小公務員黑色的辦公桌;海明威，強悍的書寫者，太強悍的危機意識，也因爲「冰山體」的沈埋個性，使得大部分的出擊被回彈給了自己，一個文學老兵的真實寫照。而回過頭來看大江先生的「絕不討好的笨拙的」書寫（紓解？）是否也是處理危機比較妥當的一種方式呢？你又是如何來處理的呢？

董啟章：很難說甚麼方式比較妥當。當然沈著的話就能耐久一點，不那麼容易給拖垮。大江說寫長篇像長跑，是要保持均速的，不能心急疾衝，也是避免「外傷」和「內傷」的方法。中國人可能會說到練內功或太極之類吧，說來很玄。這是個境界。但完全消解危機的境界是不是最好呢？我很懷疑。我覺得多少還是要受點傷的。寫作不是為了消解危機，讓一切回復平靜。相反，它是要製造危機，或者把既存的危機以自身充滿危機的文學載體顯現出來。這當中就必然動搖自己的根基。自己是要捲進漩渦裡去的，不能站在外面旁觀。當然，自我保護的機制也是必須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多重距離的設置。這樣自己就可以既牽涉又抽離，出入其間，不至於完全沒頂。另外就是對位法。巴哈式的音樂結構，賦予作品均衡和穩定，但當中卻可以容納激情、狂喜和至悲。接近分量的對位聲音，甚至是自我內部的正反對立，這些也是防止沈於一端或者全盤崩潰的做法。所以，兩線以至多線的結構，於我已經變成了不能違反的定律。這樣一方面可以在無限的張力中放大危機感，但另一方面也同時可以維繫一切於臨界點之前。用《時間繁史》的說法，可以理解為宇宙物理學的問題，即能量燃燒所造成的膨脹和質量引力所造成的收縮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