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不能為未來懺悔？ 3/7

關於小說家的罪與罰

駘蕩誌：這大概也就如《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寫的那樣：「過去與未來，甚至現在與未來之間也有一種共時性」，所以書寫成爲可能，所以懺悔成爲可能。而你訂正了我關於《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乃懺悼書的看法，或者是反過來讓我確定了《時》是《天》的「加強版」，而這中間，或者是更早的那些作品也攏過來並排看，有一對概念不能不提出來——罪與罰，它會經常跳出來支配你嗎，它是你梳理情感糾葛、人物關係的重要綫索？

董啟章：回想起來，罪與罰的概念是後來才出現的。大概是零一年左右，在寫《體育時期》的時候。在之前的小說裡，無論是短篇如〈永盛街興衰史〉、中篇《安卓珍尼》、或者是長篇《雙身》，寫的都是自我的尋索和欲望的投映。至於比較概念式的《V城繁勝錄》和《地圖集》等就更沒有罪與罰的意識。後來卻的確是有的，而且相當強烈。這跟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不同。陀氏的人物是通過犯罪行為去測試人墮落的極限，從而反向尋求人接近神聖的可能。他的犯罪者往往是思考型的，是道德和規條的挑戰者，犯罪是一場跟神鬥智的過程。這種鬥智幾近精神病態，把人推到精神崩潰的邊緣，但也標誌著一種崇高。至於卡夫卡的罪與罰，則像原罪和永罰，是與生俱來的，無可逃遁的。面對著罪與罰，卡夫卡沒有反抗或者鬥爭，反而把兩者內化成罪疚感。卡夫卡的人物的罪與罰並不是由外部的行為判決的。他們幾乎甚麼也沒有做，而反抗也是徒勞的。他是因為自己內在的罪疚感而被判有罪，也因此而自願受罰。可以說，罪疚感跟罪與罰是倒果為因的。是注定的，自我應驗的。我多少受了兩者的影響。《卡拉馬佐夫兄弟》裡「所有人也要對所有人負責」、「沒有事情是跟其他事情無關的」這些概念無比深刻。而我從小就有非常強烈的罪疚感，常常覺得自己犯了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是罪疚感，而非自信心不足。我算是個相當自信的人。罪疚感也跟自卑感完全兩回事。這也許跟我的宗教背景有關。我小時候就領洗，在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曾經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有一個時期，大概是中二、三吧，我幾乎每天去教堂告解，因為我充滿罪疚感，但我其實並沒有犯過甚麼大錯。事實上我是個模範乖男孩。我也不像卡夫卡那樣跟父親關係緊張。《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描繪的家庭生活大概出自真實，當中並無壓力和衝突。我想，我的罪疚感最初是源於孤獨，和難以處理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所以，到了《體育時期》，因為要寫人的關係，寫那克服個體囚禁和達至共同感的可能，就出現了罪與罰的主題。小說中的兩個女孩是在共同分擔了罪疚感的時候，才能感到無障礙的親密。分享榮耀是容易的，分享罪疚卻需要勇氣。罪疚是連自己也不容易承認的，是最好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黑暗東西，是讓人與人割裂開來的東西。當大家都有罪，大家就有那一層不能說的秘密。問題並不是向一個更高的權威認罪和求取赦免，而是向互相犯罪的彼此披露和求取諒解。這就是在「恥辱」中達到「隱晦的共同感」的意思。然後，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後開始思考到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罪疚感於是就是那種先天的對他人的虧欠，是一筆有待償還的債。這變成了一種沒有犯罪的因也不會有受罰的果的罪疚感。這跟卡夫卡是逆向的吧。但作為一種純粹的，本體存在的罪疚感，這似乎又跟卡夫卡有共通之處，也連上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所有人也要對所有人負責」的觀念。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面，這也許還未十分明顯，似乎還是在自我的孤獨感中浮沈，而以自我的缺失作為時代衰落的標記。那是一種繁榮的衰落，一種膨脹的崩壞，一種豐足的貧乏。那就是自己成長的年代的香港的一體兩面。當中是有某種罪疚結構的，只是大家也不承認，甚至不知覺到。一個知覺者的自嘲也因此可能變得疲弱和難解。這也許就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孤獨氣味之濃的緣故。這個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無處著落，竟到了一個需要在自己的想像中創造出一個他人（人物栩栩）來陪伴自己的程度。
到了《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罪疚感的主題就非常明顯了。在獨裁者身上，這顯映為一個作者的原罪。寫作已經不能成為一種對自己的救贖，甚至也不能成為對他人的幫助。自我的想像享受建基於他人的現實操勞，自我意義的經營建基於他人無意義的營役。寫作的自我無用於世道，卻超額支取著自我實現的資源，並且把維繫世界運行的俗務留給他人。自我的真以他人的假為代價。作者在物質上也許有所匱乏，但他在精神上的優越卻讓他自以為是。這一點的覺醒，就是罪疚感的源頭。作者於是意識到，寫作同時是對世界的虧欠和償還。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說罪就是虧欠，而罰就是償還。《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之中的人物，也都是在這虧欠和償還，也即是罪與罰的循環中掙扎，去定義自我和他人的關係。

駘蕩誌：罪與罰的循環掙扎，讓我也深深體會到加拿大作家梅維絲．迦蘭（Mavis Gallant）在Selected Stories序言裡的那份慨嘆：「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麽力量驅使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非要窮盡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謝謝你，讓我多少開始真正理解這個力量背後的驅動源頭在哪裡，同時也很無奈甚至很傷痛地聽到你說出這樣的話：「寫作已經不能成為一種對自己的救贖，甚至也不能成為對他人的幫助……寫作的自我無用於世道」我曾嘗試將你各篇中互通的人物（甚或是場景），列出一張表單來，發現很可怕也很著迷，因爲這些人物是如此頻繁交替浮出文字淺表，也同樣如此深刻的拓印著書寫者的經驗痕跡。這些人物，如獨裁者、黑騎士、小冬……可以直接投射主人的情感；如不是蘋果、貝貝，雖是他/她，卻依然是明月照我心；甚至如栩栩、恩恩、如真、維吉尼亞的種種，都無一不是你經驗的置換體，這些人物背後到底支取著你多少的資源代價，三部曲宏偉天平的另一端，難道就是初安民所說的一幅「極孱弱的老男孩的夢境」？

董啟章：你不必過於沮喪，那無奈而傷痛之言說的是小說中的獨裁者。不能說獨裁者就等於我，縱使我和他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又或者可以說，他是眾多的我的其中一個，而其他的無數個我也在構築著互通而又相衝的世界觀。對於獨裁者這個人物，我是刻意特別嚴苛的，把他推到不能回頭的絕境。
我試圖把作家自我這個問題一次過處理掉。所以到了最後他難逃一死。這可以理解為使用替身的自我了斷。這之後，我感到了某種釋放。當然不是說所有困惑也完全清除，但心情已經落入更安穩的狀態。至於創作這整個世界的資源代價，當然就是自己的整個人生。這於任何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也是一樣的吧。就如粒子的裂變和碰撞的連鎖效應會令能量膨脹暴增，一個人短短的有限的生命，也可以產生巨大紛繁的可能性。資源能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要看一個作家的精神能量的強弱。
初安民先生是來自那對文學擁有單純的自信的年代的前輩，所以他大概對獨裁者極端的自我懷疑和鞭撻深為反感，視之為孱弱的表現。對我們這一代而言，或者只是就我自己來說，自信依然是有的，要不早就放棄了，但卻必須是一種經驗深度的自我懷疑的自信。
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學已經不再是那樣理所當然的東西。世界的價值一直猛烈衝擊文學的價值。在商品化、媒體化和全球化的當今，文學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危機。從前能自信為之的事情，現在必須先警覺到破敗的可能。從前輕易就自覺到的強大和完整，今天卻必須通過破碎與崩裂去尋求。也許，更大的勇氣，不是宣稱世人皆醉我獨醒，不是以靈魂救贖者之姿從天而降，拯救世界於滅亡的邊緣，也不是以絕不投降者的激昂，高唱文學不死的悲歌。更大的勇氣是，把時代的病納入自己的體驗，把自身作為病發的實驗場，在自己的意識裡讓各種力量交戰。獨裁者的「廢人」形象極不討好。他絕不是救世主。相反，他有點像《新約聖經》裡那附魔的豬群，載負著身上的魔鬼投進海裡，與魔鬼同歸於盡。前代人大概會覺得這很難接受。
補充一點關於罪與罰的問題。之前說過早期創作裡沒有罪與罰的意識，想來也未必然。
《雙身》大概就是一個罪與罰的故事。也許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短篇。很可能是種子早就埋藏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