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 5/5

以小見大、以虛顯實的小說想像

梁：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為甚麼讓你覺得值得寫下去？

董：不時有外來的朋友問我：為甚麼一直寫香港？香港有甚麼值得寫？特別是那些地區性的題材，小圈子式的人物群，相對於整個世界來說，是那麼的瑣碎、微不足道。但我的想法是，我不要去寫那些表面看來十分宏大的題材。相反，我希望能在看似微小的事情上建立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建基於一些並不宏大的地區性事件，但內裡卻同時蘊含著普遍的、世界性的意義。看似是茶杯裡的風波，其實可能產生蝴蝶效應。發生在本土的事，定必有其世界性。

梁：對，人們普遍覺得香港沒有甚麼值得寫，甚至有人會問，為甚麼要用那麼多廣東話，但有趣的是，其他地方的作家不會受到相同的質問。別的作家寫自己的城市、用自己的語言就是地方特色，寫香港、用香港地道的語言卻被指為偏狹。

董：這是因為總的來說，人們覺得香港是一個沒有價值、不存在有價值事物的地方，把香港等同了純粹的資本主義，或是純粹的通俗、低俗。所以當香港作者在作品中運用廣東話，就會予人「你只是在做一些通俗的東西」的感覺，立刻就把作品的價值貶低。當然，地方語言的運用也存在程度的問題。我在第二部曲《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用廣東話的比例相當高。我當然明白對於不懂廣東話的讀者來說，那會造成頗嚴重的閱讀障礙。但全面運用廣東話來表達人物的思辨性對話，而不是「活潑抵死」的生活化交談，是從來沒有人試過的。我自覺必須做這樣的一個實驗。往後下去，當然還會適量運用廣東話，但不會去到這樣的程度。

梁：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你從物件的歷史演變入手，以物見人；而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中，則以本地文學的小圈子來寫城市發展的問題，以小見大。之後的第三部曲上下兩部，又會怎樣延伸這個模式？

董：第三部曲全名叫做《物種源始．貝貝重生》，其中的上半部稱為《學習年代》，下半部暫名為《和平年代的戰爭》。在上半部《學習年代》中，我把地點設定於香港東部的海邊小鎮西貢，在區內發生一場規模不大的反重建抗爭。我刻意將事情寫成雷聲大雨點小，最後抗爭者亦要面對失敗，看來就像一場無中生有的風波，但當中卻牽涉到廣泛而重大的議題，例如發展和保育、物質與精神、學習與實踐、說話與行動等。在下半部裡面，我把反重建抗爭放回城市中心，環繞著土瓜灣牛棚藝術村和它旁邊的老區舊街。小說時間同樣設定在未來，是上半部的四年後，大約是二零二零年代中期。我假設當時牛棚被已發展的高樓大廈所包圍，作為全城剩下的最後一個舊區，它也面臨清拆。一個劇團和一群青年行動者，決定要死守這個據點。這是一場戰爭。可是，另一場戰爭同時在網路上的虛擬世界發生。那是一個類似現在的Second Life的網路遊戲。我試著設想一個更具開放性的網路空間，在裡面實驗真正的行動生活的可能。在現實和虛擬世界裡，戰爭並行展開，兩者並不相同，但卻密切相關。

梁：這就完成了你通過小說參與社會的景象，因為Second Life就好像是一個小說世界。

創作長篇小說的自殺式狀態

梁：最後，可以說說你這幾年作為一個長篇小說家在香港的狀態嗎？你為甚麼要寫這麼長？在香港，寫作得對抗主流，在對寫作並不那麼尊重的城市，你怎樣去形容寫長篇小說這個狀態？

董：這是一個自殺式的狀態。一來寫小說不能支持生活，二來沒有辦法肯定寫出來的成果如何。就算有人叫好，那又如何？更大的可能是繼續被忽視。就算有人支持你的做法，當中也沒有多少人真正花時間看完你的書。這幾年常常有人以夾帶著善意和歉意的神情跟我說：「你的新書我買了，但是還沒有時間看！」所以，寫長篇是一件沒法肯定成果的事情，但你必須為這個無法預測的結果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不過，我依然相信長篇小說的價值。在這個文學日益衰落的時代，我覺得不妨逆流而上，以最不可能、最不合時宜的長篇小說作最後一博。
從行動的性質來說，這是對無文學的世界發動的自殺式襲擊。不過，從時間的持久來說，寫長篇卻是一場長期戰爭了。


（原刊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79期，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