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法 2/5

「可能的真」的界線

梁：我以前寫評論的時候經常想，如果寫一篇虛構的評論，評論一本不存在的書，人們就會覺得這是小說，而不再是評論。評論作為散文的一種，總是有一種對事實的宣稱。評論不容許虛構，評論者沒有創作的權利，他不可以說：「我是作家，為甚麼不可以創作？」散文的情況也一樣。無可置疑，這兩者的「真」是事實與敘述之間的對應，而小說呢，它對應的「真」又是甚麼？

董：小說對應的是一種「可能的真」，小說當中有很多可能性，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可能性。

梁：你對「真」的關心變成創作這種後設小說的起步點。傳統的後設小說、後設文本討論的是小說或戲劇的本質是甚麼，但你的切入點卻是由「真」的角度切入，這種「真」其實很多人也處理過，但是對你而言，你好像特別關心這個「真」的倫理面向。
比如說我是一個評論者，我說我今天看見一件事，我把它寫出來，那必須是真的。這個要求是一個倫理的要求。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將會是一個道德錯誤，而不只是真與非真的問題。如果小說可以這樣去處理一種「可能的真」，那對小說家而言，他與他筆下的世界有沒有倫理的責任？

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認為小說的可能性雖然很大，但卻不是無限的。它會受到不同性質的條件限制。可是，也很難說界限在哪裡。在真假的判別上，一篇評論的界限很明顯。至於小說，因為是純屬虛構的事物，所以表面看來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任何約束的。可是，這是否表示在小說裡甚麼也可能發生，怎樣寫也可以呢？這種「可能的真」，相比起評論處理的「真」是更大、更自由的，但是小說家卻要自己尋找約束和界限，也即是你的倫理、道德或是觀念容許你寫出怎麼樣的東西來。
我一直在思考界線的問題。我常常覺得在小說中要殺掉一個人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沒法隨便殺掉一個人物，也因此我討厭武俠小說，因為武俠小說中的人命如草芥。這不是殘忍的問題，而是作者為了甚麼要在小說中殺死一個人物？這安排是為了甚麼？這個問題就是你說的，一個小說家對他筆下的世界的倫理責任的問題：小說家的想像究竟有沒有界線？
讓我舉一個例子。我的新小說《學習年代》裡的其中一次讀書會，討論了大江健三郎的《再見，我的書！》。書中的主角長江古義人很明顯是大江的自況。小說家古義人的建築師老朋友繁，與他的學生計劃炸毀東京市中心一座現代化多層大樓，並強迫古義人參與計劃。因為古義人是獲得國際文學大獎的著名作家，所以他責負在電視新聞直播中，呼籲人們撤離大廈。他們的計劃是要在沒有人受傷的情況下進行爆破。雖然古義人有點不情願，卻也無可選擇地參與了。書中對這些所謂恐怖分子沒有任何負面的描述，反而把他們寫成很有幹勁，很正面的新品種人類。後來記者問大江為什麼用這種同情的手法去描寫恐怖主義，大江宣稱他在生活當中從來沒有支持恐怖主義，但覺得小說的想像力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可是，我覺得大江的小說想像並不是毫無限制的。他自設的條件是：一、爆炸當中不可以有人受傷；二、爆炸事件最終並沒有發生。由此可見，大江的小說想像的可能性並不是無限的。這讓我反思小說家要寫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他可以去到甚麼程度？他的約束是甚麼？為甚麼要約束自己？這些約束對於小說世界和真實世界又有甚麼意義？

梁：包括性描寫也是，在你的小說中，經常有某種對少女肉體的窺視、好奇，而這也是一個倫理問題。有時候當我看到某些小說有這樣的情節，我也會想，這個作者寫的時候肯定很興奮。可見，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董：這可以是一個問題，但當我察覺到這個問題之後，不是叫自己不要寫，而是考慮如果要繼續寫這種場面、這種內容，應該怎樣寫。從客觀的敘述去寫？從男性的角度去寫，還是從女性的角度去寫？兩者之間又有甚麼差別？呈現出甚麼不同的態度？

梁：這肯定有價值的問題。當評論批評一部小說太大男人，這已是一種價值判斷。如果我們對小說有價值判斷，就肯定了一個作家對他的作品有某種的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