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說家的同路人
駘蕩誌:依循Visible Cities的記述,《V城繁勝錄》的誕生其實已經與劇場有著直接的關係,最後可能小説家還是有小説家不能割去的東西,也有小説家擺脫不盡的纏繞。說到劇場,《對角藝術》的出現可能也很特別,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作爲文藝評論,是十分新奇好看的。除開很少有人會用這種方式來寫藝評,更重要的是它本身的溝通性,就是評論原本需要排斥與禁默的部分,你反而把它交待出來,且是很任性地撥出來給大家看。這種問答自紓的方式也以啟山林地直通往你後來的小説中間。《對角藝術》其自身已經不是劇場的產物(附屬品),而是劇場本身成了它的細胞。讀書劇場《沈默·暗啞·微小》,黃碧雲以「最前綫」方式表達了溝通的渴望。而你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向不需要自己的他人和世界發出呼喚,到最終會不會只是一種自我的姿態?」你甚至將巴赫金的「藝術與責任論」提出來,贈給隱形戰友們。這裡我借著你的贈與,想聽一聽你對黃碧雲還有同時代其他香港作家的看法,因爲你不僅寫了一本《同代人》,採訪了香港的青年作家(《講話文章》兩冊),還寫了一個系列的致同路人,這種《體育時期》中反復吟詠的「共通感」,在你這代作家們身上到到底是怎樣的,你們私下會交流嗎?
董啟章:這要分幾個層次去看。首先,我們沒有正式的作家組織或團體,又或者我們大都不參加這類東西。而非正式的文壇社交活動,也是非常少的。有時碰巧在甚麼演講或文學活動的場合,也會和其他作家碰面和談幾句,但未至於深交。當然,再私下一點的交情是有的。這是個別的。我和黃碧雲不算熟,見面不多,尤其是近年她多半待在西班牙。但有一種共同感是不用直接交往的,是會暗地裡明白其他人的作品和處境,而產生站在同一塊地上的感覺的。另一個很少見面但有這種感覺的,是台灣的駱以軍。而所謂交流,我多半還是通過閱讀其他作家的作品。如果說到私下的交誼,我可能跟年輕一點的作家較多接觸,除王貽興外,還有黃敏華、韓麗珠、鄧小樺、謝曉虹,大概就是環繞著文學雜誌《字花》的一些年輕作者。當然也不算頻密,但總算是會見面或通信談談近況。這個月最令人興奮的消息,是韓麗珠和黃敏華也在籌備出新書。我給她們的書寫序,是我最近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她們都是非常好的年輕作家。也許,「後代人」已經變得比「同代人」重要。他們將會更有作為。當然,廣義地說,大家也其實是同代人了。
駘蕩誌:駱以軍似乎也是,在幾次訪談中都愛拿心中優秀的「後代人」(其實可能並非是年齡只是文學書寫起步的早晚)作推薦讓大家去閲讀關注。這一點在你們從事創作越久可能感覺會越強烈吧!可以簡單說說韓麗珠、黃敏華籌備的新書會帶給我們什麽樣的驚喜嗎?這些年輕些的作家們,環繞《字花》的年輕書寫者,與其說是熱情不如說是勇敢,香港的文學創作未來,可能未必難堪,你怎麽看?
董啟章:人們常常有文學沒落,後無來者的感歎。當然,在寫作和出版方面,的確是有許多往壞處發展的跡象,但這並不代表承傳斷絕。又或者,就算無所謂承傳,也不表示沒有新人出來更新局面。韓麗珠是年輕一代中最有成績的。雖然只是出過兩本書,《輸水管森林》和《寧靜的獸》,但在香港小說中已經獨樹一格。她準備在台灣出版的新小說結集,比前作更成熟,風格更堅固,思想也更深入。她繼續發展她特有的對城市生存狀態的寓言式寫法,以敏銳的觀察,克制的語言和強大的想像力,呈現出對空間、對身體、對物件,和對人際關係的思考。我說的「思考」,並沒有學究的意味,而是嘗試為種種存在形態下定義。黃敏華的新作,源於移民加拿大幾年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頓,期間當過通俗雜誌的記者,作了一些人物採訪。她利用小說把這些採訪重寫,但更重要的是反思所謂「採訪」這回事,由此延伸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的問題,和自身對寫作感到的種種困惑。這不是一部從記者角度寫的小說,而是一部關於一個年輕作家如何在充滿自我懷疑的記者工作中尋找自己創作的意義的小說。其實她們都是三十歲上下的作家了,各自也經歷了生存的掙扎,但寫作始終是她們生命裡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是存在意義的根本。這說明瞭,下一代並不是人人也被媒體、商業化和潮流風尚所擺布。香港文學有一個奇怪的「優勢」,那就是,我們沒有像台灣作家一樣經歷過文學由盛轉衰的「沒落」,我們從上一代開始就適應了文學作為一種邊緣活動的定位,而且一直在堅守這個位置。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像大陸作家一樣經歷過文學的「暴發」,也因此沒有價值的崩壞和被金錢收買的誘惑。我相信,這樣的「優勢」是會在下一代作家中延續下去的。活在一個一直被主流聲音導向的社會裡,我們特別珍惜和堅持邊緣的價值。英文中discontent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香港文學的精神。這不單指狹義的不滿,或者社會政治的反抗,也指廣義的,對一切被認為「理所當然」、「該當如此」的東西的懷疑。也許香港文學表面上沒有激烈的抗爭意味,但內裡其實是充滿著這種discontent的精神,那就是:為甚麼我要像別人一樣地生存?為甚麼我要像別人一樣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