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與囚禁 2/6

大師姐說：「我在想，為甚麼一行禪師能去到這樣的程度呢？那是因為他的特殊處境。一方面是他自己拒絕體制，但另一方面也是體制拒絕了他，把他放逐了。他置身於體制之外，有部分是非自願的。在五、六十年代，越南還是個未發展的國家，有很多貧窮和偏遠的農村，人民的生活也非常簡單和原始。正如阿志所說，還存在體制沒法牢牢抓緊的地方。而跟天主教相比，佛教又是個體制比較寬鬆的宗教。所以一行有很大的行動空間。未發展和貧窮的生活也造就了出家修行的條件。出家要付出的犧牲不大，而出家後要採取反建制的立場，冒險抗爭，要付出的犧牲也不大。換句話說，他們付出的機會成本比較低，反建制的立場也可以較徹底。後來一行被放棄出國，那就更加被迫站在對抗者的位置上，不能不反了。巴利根神父的情況很不一樣。跟越南不同，美國是個高度發展的國家，已經進入機構間權力和利益關係互相緊緊綑綁的狀態。個人在這樣的社會裡也很難潔身自愛，出於污泥而不染。所以在而美國裡面的人，狀態就是囚禁。巴利根坐過兩次牢，第一次因為反越戰，第一次因為反核。放逐和囚禁——那真是富有暗示的兩個意象。那就是在當代不向建制屈從的兩種下場嗎？一種是讓你漂浮出去，無根而死；另一種是把你困在裡面，讓你窒息而死。這也說明了兩位導師非常不同的處境。我在思考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在我們的時代，如果我們選擇站在反建制的立場，我們面對的處境和付出的代價又是甚麼？」
奧古說：「我想補充一下關於美國的情況。除了巴利根，另一個代表人物是隱修士莫頓。我讀過他的自傳，也讀過他的日記，發現他是個不停地自我質疑的人，但他對現代社會的狀況也非常不滿。他常常充滿罪惡感，覺得自己是現代社會扭曲人性和國家主義向外侵略的共謀。為了洗刷這種共謀的罪疚，他必須對建制作出批判。但他偏偏又是個隱修士，被禁閉在隱修院裡。那是個實在的監獄，也是個制度的監獄。他寫的文章經常被上級審查和禁止發表。可是，他卻自願繼續留在修院裡。他認為不應該完全脫離制度，也許他認為他正正是留在教會、修會和修院這樣的制度裡面，他的寫作和批判才具有特殊的解放意義。離開了制度，他就失去了他的抗爭位置。這是不是剛才阿志說的，在政度內進行抗爭的意思？我不太肯定。當然也可以有另一個理解。莫頓的意思是：個人不應該離棄群體。離開了群體，個人就失去支持和座標。所以，一行禪師創辦了佛教青年服務團，巴利根神父也嘗試組織他說的抗爭社群。不過，問題依然存在，那就是這些團體和建制的關係。一行的看法是非常純粹的，佛教僧團一定不能參與實際政治，例如參選或者支持任何政客和政黨，因為那一定會令團體變質和腐化。除了政治之外，團體也不能跟經濟財閥扯上關係，不能擁有財富和投資。也即是說，不能加入市場體制。因為這樣做跟參與政治一樣，會讓僧團被各種利害因素所左右，不能自由地作決定。所以真正的抗爭者必須親近窮人和無權勢者。這方面一行禪師做得非常徹底。天主教歷來也有這個安貧樂道的傳統，但有些修會慢慢變質，整個教會也過度富裕，自己也變成權勢。當然，在一些未發展的國家，當地的天主教會是跟低下層人民站在一起的。」
哲道說：「一行禪師和巴利根神父的經驗的確很值得我們參考，但我們也要考慮我們面對的實際處境。我同意阿志所說，建制以外的空間極為有限，很多事情也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誰也很難說自己沒有共謀的成分。不過，所謂在建制裡進行抗爭，也不是沒有個人誠信的考慮。就像我們這些在學院裡謀生的人，我們拿的是建制的錢，卻每天在跟建制作對。如果我們當中有人有一天當上教授，享受優裕的薪酬和福利，卻繼續去批判和反對學院制度，那豈不是變成了非常虛偽的事？我絕不是說我們應該認同建制，我是說我們如何能忠於真實的自己。如果要對自己忠誠，那就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接受放逐的生活，鼓起勇氣完全脫離建制，就算你知道自己要失去一切，毫無立足之地，也在所不惜。這方面我十分佩服阿角。大家都知道阿角已經退學了吧？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阿角的做法，我們也應該肯定，他是絕對地忠於自己的。第二個選擇是留在建制裡，那可能意味忍受壓制或局限，就像剛才所說的被囚禁，但也不能否認這樣可以同時享受當中的好處。建制之為建制，就是它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好的，你選擇留在這個利益共同體裡面，是自願的，沒有人迫你的，你就不能同時做出違反這個共同體的利益的事。大家請別誤會，我不是說在建制內就要乖乖地禁聲，就要完全服從。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要對自己忠誠的話——注意是對自己忠誠，而不是對建制忠誠——我們就不能在建制內企圖破壞它，推翻它。但我們也不是無奈地接受它，而是嘗試用參與的方法去改善它。你可以我是個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但說真的，我並不反對革命者或者抗爭者，我只是要求每一個人對自己忠誠，而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小齊說：「哲道這樣說真有意思！我想我是第一次認同你，至少是局部地，關於忠於真正的自己的說法。不過，我完全反對你說可以慢慢去從裡面改良建制的做法。這是完全不行的。我徹底認同一行的說法，那就是一切政權和建制我們都必須反對。但是不是以革命推翻它呢？這個我越來越不肯定。我情感上盼望革命，把那些可恨的制度連根拔起，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理智告訴我那並不可行。無數的革命以失敗告終，帶來比之前更惡劣的政權。而到了今天政經體制的高度融合和全面覆蓋，革命更加是天方夜譚了。一行也沒有說過革命。他肯定反對革命，因為革命只是意味著權力的轉移，落到不同的人手裡，但性質和邏輯不變。抗爭是完全不同的事。悲觀點說，抗爭是無止境的，也沒有結果的！絕對不會有抗爭完全成功的一天。權力和建制永遠存在，它所造成的不公不義也不會停止，因為權力和建制的本質就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永恆地抗爭，以爭取一點一滴的成果。我比較困惑的是，最近阿志常常提到的在建制內進行爆破，或者甚麼虛構和解構的東西，聽來都十分抽象和理論化。具體點說，比如就大廟行動而言，何謂在建制內進行爆破？難道我們有人可以潛入重建局或者規劃局裡做臥底嗎？還是設法把裡面的人弄到我們這邊？我看這些也不太可能吧！」
阿志說：「正如我在上次大廟行動的會議裡說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議題的建構，你也可以說是意識形態工程。而意識形態工程通常涉及兩個場域，一是媒體，一是學院。我們都已經在學院裡面了，雖然職位不高，但也在盡力進佔發聲的位置，通過各自的專業研究和教學，去建構有利抗爭的條件。這方面我們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媒體方面我們暫時比較弱，成員們較少機會發表文章或者意見，可見度較低，也沒有很好的聯繫。我說的體制主要是這兩方面，而不是要去參政或者加入某些機構。我的意思是要在知識或意識形態的架構裡多做點事，在這個以主流價值為主導的架構裡進行思想的爆破活動，爭取對事物的更大解釋權。哲道說的自我忠誠問題，我認為是個假問題。事情並不是這樣非黑即白的，當中還有很多中間狀態。按你的說法，把所有反對者都清除出去，任他們自生自滅，體制內部就只剩下順應者了。只要一順應建制的邏輯，甚麼改革和進步也只是空談。我們怎能上這樣的當？體制內有些有利位置是要爭取，而不是棄守的。就算是冒著雙重標準的質疑，也要這樣做，因為只有在那些位置上才能做出有影響力的實事。大廟行動之所以成效不彰，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佔住這些位置。單純的行動，它的意義是模糊的，可以隨時被忽略或者扭曲的。我們要抓住行動的詮釋權，行動的意義才能充分表現出來。怎樣才能拿到詮釋權呢？一定是在體制裡面。我就是這個意思。回到我們的討論起點去，我會問：為甚麼耶穌和佛陀會得到這麼強大的詮釋權，以至在他們死後的兩千多年裡面影響遍及全世界呢？說穿了就是他們創立了他們的宗教體制，而這宗教體制在歷史的不同階段裡或多或少地跟其他體制互相連結。而一行和巴利根的非凡道德力量也多少是依附在這體制之上的，也即是他們分別是一個佛教僧人和一個天主教神父的事實。他們都不是普通的抗爭者。所以我認為，體制以外的抗爭位置只是一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