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型暴力裝置為單位的無限繁殖 4/5

就見提出的同情恐怖主義的疑問，華華回應說：「我認為大江這樣的處理方式，一方面是極其危險的，但另一方面也是誠實的。一個世界知名的老作家在日暮之年還這樣去走綱線，本來是犯不著的。他原本可以安安穩穩地享受他早已得到的榮譽，沒必要做這樣弄不好可能完全破壞名聲的事情。這才是真正的『老人的冒險』呢！見所關心的『新人』變質的問題，可以跟恐怖主義的問題一起理解。這是非常敏感的一個話題。大江不加迴避，直接表示繁的構想是受到美國九一一襲擊的啟發，這表面看來是天理不容的。小說中對恐怖主義不但沒有半句批判，還把恐怖分子描繪成幹練而富有才學的人，這似乎也是很難接受的。可是，他也沒有把恐怖分子設定於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見可能會因此覺得他們沒有任何理念，但這正正是大江老練的地方。他把整件事從具體的意識形態抽離，避免落入任何政治、階段、宗教或種族立場的糾纏，而純粹地探討了暴力的問題。他想問的是：面對著國家體制的暴力裝置，無力的個人能做甚麼？如果和平抗爭的方法注定無效，那麼『以暴易暴』可以被接受嗎？又可以被接受到哪個程度？這些都是極度危險，但也不能不問的問題！大江這樣問，而且是通過小說這樣問，實際上就是深入險境了。在這個險境裡，除了不去碰任何意識形態問題，他唯一的進路就是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場進行想像。如果他站在恐怖分子的對立面，從道德和政治正確的位置對之加以批判，這個小說就完蛋了，因為它就變得毫無意義了。那縱使是正確的，但也是人所共知的，毫無想像力和可能性的立場。可以說，大江進行的是一場完全去除道德考慮的想像力的實驗。這裡面沒有任何哈雷姆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自我內部衝突，也沒有任何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罪與罰的掙扎。除了古義人的立場較為曖昧，繁以及年輕人從沒質疑過行動的正當性。而古義人的曖昧也沒有展示成內心掙扎，反而好像只是出於觀望。當然，也存在他是否真心相信恐怖襲擊會實在發生的可能。不過，這可能性似乎比較小。他並沒有認為繁和一幫年輕人只是在吹牛的跡象。他對這一切瘋狂構想是傾向認真對待的。作為一個想像力實驗，這可以說是毫無保留的。
「最為有趣的是，這看來毫無保留的想像力實驗，到底還是遇到了阻力或極限。從小說家的角度，無論是大江還是長江，也無法接受製造大規模死亡的做法。於是他發明了這樣的一條底線——爆炸中不能有任何傷亡。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他引入了長江古義人的功能——在大爆炸前在電視台現身作出疏散現場的警告。其理想結果就是——沒有人命傷亡的類九一一襲擊！也即是既具震撼力但又不會禍及無辜的攻擊，也即是純粹針對體制而不針對個人的攻擊。這構想本身，就是道德對想像力施加約束的結果吧。這還不夠。後來這個大膽的建議竟然被恐怖組織『日內瓦』以可行性成疑而否決了。繁退而求其次，計劃只炸毀商業大廈的其中一個樓層。然後，規模又『縮小』為炸毀古義人位於北輕井澤的度假別墅『小老頭之家』。這是古義人自己提出的建議，據說既可以完全排除傷及無辜，又同樣可以試驗爆炸技術和製作紀錄。事情的發展似乎可以避過一場災難。至於小武的死，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刻意做成的。他為了更近距離拍攝現場，給爆炸飛出的鐵枝插進眼睛從後腦袋穿出，死法頗為悲慘。但對於他其實有意自殺的揣測，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兩兄弟也認為，在行動中有人死去，才能達到真正的震撼性。他們絕對不要被視為兒戲！既然選擇不殺他人，那就唯有殺死自己吧！來到這裡，恐怖主義襲擊便變質成自殺抗議了。這不是跟一行禪師提到的越南僧人自焚抗爭具有近似的意義嗎？我們可以看見，在大江的想像力實驗裡，不斷地碰到道德的界線。我說的是一個小說家的道德界線，也即是一個小說家的良心准許自己走到的極點。再過去，小說家就萬刧不復。大江的確非常巧妙地，既允許了恐怖主義式的爆炸行動，但又免除了濫殺無辜的罪責。結論是，行動者唯一的暴力抗爭方式，是自殺。而小說家的想像力的道德底線，是讓人物自殺。在大江小說中死人不少，但幾乎都是自殺的。他殺的近乎沒有。《換取的孩子》中的美國大兵之死，似是他殺，但大江也佈下了事情未曾發生的疑雲。因此可以說，大江是自殺專家！他把自殺文學推到想像力和道德的終極邊界點上去。」
光頭興致勃勃地加入討論，說：「華華的分析真的十分獨到！不過，就算大江在小說的本事範圍內控制著局面，進行了一場相對『安全』的實驗室測試，恐怖主義涉及的問題，還是會從四方八面溢出吧！其中一個延伸點就是繁製作的『進行破壞』手冊。他近年一直在研究他稱為unbuild的破壞技術，並且因此而在國際建築界得到好評！炸毀『小老頭之家』的過程，也被攝錄和紀錄下來，成為手冊的說明。他計劃通過網路把手冊廣泛傳播，讓世界各地的抗爭者能自主製作小型暴力裝置，去對抗國家規模的暴力裝置。這樣做的話，恐怖襲擊豈不是會一波又一波地出現？而也絕對沒有任何保證，這些延伸的爆炸會附加不傷及無辜的條件。如此一來，大江在小說本事範圍內苦苦經營的防火牆，豈不是立即全面崩潰？對此大江依然保持那『超然』的態度，沒有半句表示憂慮或質疑的說話。繁這個人不但可以從別墅被炸和小武身亡的事件全身而退，兩年間還獲邀四處宣傳他的破壞技術，然後又獲准回到日本和古義人見面。這樣的構思，如果沒有道德問題，就肯定是非常超現實的吧！所以，暴力的缺口，一經打開，是很難再制得住的。不過，我並不太介意這個。我感到興趣的，反而是暴力與寫作的關係。大江的另一個設計十分耐人尋味。古義人在繁的計劃中的角度十分奇怪。他不但負責在火爆炸現作出警報，（這隨著原初的計劃被取消，也變得不必要了）他更重要的任務是把過程紀錄下來，創作成所謂的『魯賓遜小說』。古義人之所以願意合作，是不是因為，他期望這個震撼性的事件可以讓他重新振作，寫出同樣具震撼性的小說？可是，為了寫小說而加入恐怖主義活動，這樣的理據不是既荒謬又不道德嗎？這跟為了寫好殺人的題材而去體驗殺人的滋味有甚麼分別？幸好，結果長江的『魯賓遜小說』寫不出來，他也決定不再寫自己的小說，轉而為將來的世界的年輕作者準備『徵候』的文本，這卻又是十分合理的結局。所以，通過搞恐怖主義來寫出震撼性小說這個設想是不成立的。不過，大江通過想像恐怖主義，卻寫出了《再見，我的書！》這樣具震撼性的作品，他的情況肯定比他的分身長江古義人幸運了。這樣的差別讓我們得到甚麼教訓呢？想就可以，做就不可以？不是這麼沒趣吧！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一直在想，如果有人把大江在小說中雖然冒險但也小心翼翼地保護起來的暴力裝置用於現實生活中，那麼，他們能從書中得到的啟發是甚麼？而作者又應該為此負上甚麼責任？」
周潔說：「責任的問題，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比如說，有讀者讀完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然後跑去自殺，我們一般也會認為，歌德是無須上負責任的。我們也可以說，有讀者讀完大江健三郎的《再見，我的書！》然後去放炸彈，這也不是大江的責任。可是，讀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變成了反猶太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者，我們卻覺得大有問題，也會認為希特勒是罪魁禍首。好了，有人看多了色情片裡面的強暴場面，結果變成了強姦犯，我們可以說是色情片荼毒了人的心靈，歪曲了人們的性觀念。上面的幾個例子之間的分別是甚麼呢？是藝術和非藝術的分別嗎？那麼，因藝術之名，創作者就可以在作品裡毫無約束地表達任何觀念和立場嗎？還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創作者，自然會在創作的過程中摸索自由表達和道德責任的界線？也即是意味著，藝術的內部已經自動包含道德準則？存不存在不道德的藝術？或者，反過來說，存不存在道德的藝術？還是，藝術能置身於道德之外？就像大江的小說一樣，你根本說不出它是道德還是不道德？而說得出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就不是藝術？這些都是很難得到清楚簡單的解答的問題吧。」
小齊說：「看了而想去強姦女人的，肯定是壞作品。但是看了而想去放炸彈的，那卻很難說。強姦是侵害弱者的行為，肯定是不道德的，但以炸彈對體制發動暴力攻擊，卻是以小抗大，以弱對強的行為。炸彈可以殺人，但也可以毀壞富有象徵性的建築。炸彈本身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東西。當人對體制極度無力的時候，炸彈是最佳的宣泄方式。它給你短暫的擁有巨大力量的錯覺。在今天超級體制化的時代，個人還有甚麼力量去對抗那超級暴力裝置？唯有是像小說中的繁所說的，以個人的小型暴力裝置為單位，從這個原初單位開始無限繁殖。他認為這種巨大的暴力解放如果不在世界各地發生，人類就無法走向下一個階段。很瘋狂的想法吧！我也不願意這麼認為。我也希望可以堅持和平抗爭的方式。可是，我不敢保證自己不會有一天感到絕望，而走向使用小型暴力裝置的道路。也許，我們對暴力的想像力還處於非常貧乏的程度。我們一聽到暴力就害怕，就覺得那是必須避免的事情。於是我們一點也不認識暴力的可能性。大江的小說給我很大的啟示，那就是尋求一種具震撼力的，能動搖體制的，但又不傷害無辜的暴力。例如以炸彈也好，以其他方式也好，對建築物或權威的象徵物進行破壞。又或者是，以自己為對象的暴力！這把我們連繫上上一次讀書會討論到的，關係自焚的問題。大家不要誤會，我不是主張放炸彈或者自焚！我只是感覺到，我們對暴力的可能性認識太淺，我們的行動也因此變得非常疲弱和缺乏想像力，而在體制的硬暴力和軟暴力面前，我們也顯得毫無威脅性，因而很容易就被打發掉。我們只會被當成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