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說:「一行禪師和巴利根神父也對知識分子有深刻的懷疑。我看這是分為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在政治抗爭行動中的態度。有部分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站在建制的一面的,比如說學院裡的教授,或者向政府提供服務的學者。學院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思想自由的福地。也有些知識分子只是投機地或者有限度地參與抗爭,害怕危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不是真心地跟受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另一方面,關乎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一行和巴利根也認為純理性的探討是無法達到真理的。他們對神學家也非常反感,因為神學家雖然有很豐富的神學知識,但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體驗神,更不要說融合在真理裡。巴利根提到神學家喜歡探討『意念』,例如愛的意念、耶穌的意念、神的意念,但卻不懂得去領受愛、去跟耶穌和神接觸。他們喜歡思辨,但卻不懂得祈禱和默想。我們甚至也可以想像,一個不信神的神學家,或者不信佛的佛學家。這種對知識的執著和膜拜,佛教有很形象化的說法:指向月亮的手指不是月亮,駛向彼岸的木筏也不是彼岸。人很容易自以為是,以為自己靠理性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甚至是精神層面的問題。結果我們只是在理性思維的封閉迴路裡面打轉。我特別提出這一點讓大家參考,因為我們正在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請明白我並不是反對理性的研究,也不是批評讀書會。事實上能夠組成這樣的一個讀書會,大家持之有恆地深入討論和思考,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這肯定對大家有益處。可是,我們也要警覺到,純理性的探討到最終只能成就有限的事情。對於無限,它是沒有辦法的。大家要提防把思辨變成目的,結果卻失落了真實。我不是說大家紙上談兵,做不了實事這個問題。我是指那終極的,絕對的真實。你可以把它稱為神,稱為湼槃,稱為愛。」
阿力說:「我同意這是個很有力的警醒。我們做學術研究的,的確很容易陷入這樣的誘惑,把學術本身當成是目的。不過,反過來說,如果學術只是手段,只是那隻手指或者那艘木筏,會不會也是一個問題呢?我們談論藝術的時候,都會說藝術是不應該有功能的。至少這是其中一派的說法。藝術是沒有用處的,是沒有目的的。藝術為藝術而存在。那是人的本能的創造力的體現。同樣的看法可不可以用於學術呢?也即是純學術的研究,對知識的追求,也不是為了甚麼功利的目的的。為學術而學術,為純粹的知識探究的滿足而做學術。現在我們常常抱怨的,批評的,就是學術的功能化和功利化。學院研究方向都以實用為主,為服務政經體制和科技應用為主。學術於是變成了技術。我們要知道,技術是沒有精神內涵的,沒有道德指向的。它是完全服務於權力的。這樣說的話,恢復學術的純粹性,恢復對知識的純粹追求,那不是對社會的精神重建非常重要的事情嗎?知識層面的精神性跟宗教層面的可能並不相同,但也不能輕易排除出去。特別是一個技術化的社會其實同時是反智的。人們不喜歡和不習慣深思的東西,導致體制能對民眾施以無形的控制。雖然我是個無信仰者,但我不是反對宗教性的精神追求的重要性,也不否定那終極真實的存在可能。不過,如果因為這個高尚的原因而把理性和知識完全推向負面的方向,最終很可能有害無益。我想提出的是,為甚麼理性和知識不也可以是月亮,是彼岸,是我們追尋的終極目標,而不只是達到目標的工具?」
阿志說:「我想把這兩個意象重新組織一下,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那就是:為甚麼不能只有手指,或者只有木筏?又或者,為甚麼不能說:月亮是手指所創造的,彼岸是木筏所創造的?因為我們有手指,所以我們覺得手指必然指向甚麼;因為我們坐在木筏上,所以我們覺得木筏必然駛向某個方向。也即是說,月亮和彼岸是虛構的,只有手指和木筏是真實的。這甚至不是現象學或者歌德式的主體與外物在現象的經驗中的共融。月亮或者彼岸作為現象,是沒有固定和實質內容的。它們完全是主體的主觀創造,是主體的虛構物。不過我們的存在必須依賴那虛構的終極目標,因為那就是存在意義的構成。為了實現那不存在的存在意義,我們唯有在手指或者木筏上做功夫。手指和木筏就是我們的理性和想像力,是我們的詮釋力和控制力的根基和來源。所以,是手指創造了月亮,是木筏創造了彼岸。你們儘管可以不同意我,但我希望我在這方面的看法是前後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