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還是各不相干？ 6/8

小齊說：「大家都說赫胥黎的理論會導致社會或者國家至上，壓抑了個人自由。那斯賓塞呢？他奉行的那一套，無論是稱為進化論社會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放任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結果又真的實現了完全自由的理想嗎？這個我很懷疑。沒錯，他反對中央集權，反對王權，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小經營者的自由競爭，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來說，可以說是朝向開放性的發展。那是中產市民階級在爭取權益方面的成果。不過，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種自由不是全面的自由，而只是某一個階級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定義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沒有普遍性的，但通過經濟學和社會學這樣的學術機制的宣傳，卻被說成了人類共同的自由。斯賓塞利用進化論來把自由經濟競爭的理論普遍化，說成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本性，並且把順從這種本性描述成自由的狀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們都知道，生物決定論是極度危險的理論。人們一旦接受它，世界上就沒有自由和公義可言。我不是科學專才，很坦白說，我沒有足夠的知識去判斷進化論的合理性。不過，就我所相信的社會公義而言，我情願選擇赫胥黎的觀點，把人類社會的事情和自然科學分開，堅決拒絕任何生物決定論的可能。至於社會內部的政治和道德問題，就純粹在政治和道德的範疇內辯論和解決。一切援引科學來佐證的企圖，也應該徹底杜絕！所以說到像嚴復這樣以形上學和哲學思想來改造斯賓塞的學說，結果其實也是徒勞無功的。大家都把他視為現代中國思想的締造者，但我想問，今天的中國以至於今天的華語社會，哪些方面是由嚴復設定的基礎發展出來的？以V城為例，因為在歷史上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社會模式基本上就是赫胥黎模式和斯賓塞模式的結合，也即是約束式社會倫理和自由經濟體系的並存。至於大陸就更加跟傳統文化完全斷裂，發展出極度怪異的政治中央集權和經濟弱肉強食的混合體。嚴復的天道和人治也沒有實現。從這個角度看，晚清時期嚴復那一批人的現代中國建設的工程，便可以說是個偉大的失敗了！這是不是說明了，任何嘗試涵蓋宇宙萬物的大一統知識體系，在現代社會裡已經不再可行？這是不是說明了，現代社會的本質，就是分科分治的狀態？而這種狀態，美其名為多元，實質卻是雜亂；美其名為專門，實質卻是偏狹？不過，話說回來，嚴復式的大一統思想的失敗，也不一定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們也不會對任何大一統理論有所期待。相反，一切把天地人所有範疇也吸納的體系，也存在危險性，也需要警惕。我個人便情願接受雜亂分裂的狀態，也不想看見自稱能夠解釋一切的理論的出現。所以，我對斯賓塞的以有機生命體為比喻的整體觀十分懷疑。凡言整體，即代表封閉。」
大師姐說：「小齊說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宇宙論式的知識體系，這很可能是實情，但如果說沒有主導性的理論，那又未必盡然。我會說，專業的分工的確是常態，而專業之間也往往並不互通。不過，在各種專業之上，似乎共同受著自由經濟的邏輯所統領。我們在學院裡謀生的人，對學術的經濟化自然感同身受。至於在經濟、社會以至政體的各個層次上，現代社會一直也在赫胥黎式的約束和斯賓塞式的放任之間爭議，幾乎形成周期式的擺盪。最終二者會否產生融合？還是它們其實已經糾纏不清，甚至成為合謀？這聽來好像矛盾，但其實也是可能的。不難想像，我們的社會已經陷入過度的行為和觀念的約束或規管，但又同時鼓吹以自利為準則的競爭，並以此為理據限制對弱勢者的權利保障。所以華華說我們的社會同時體現了兩個體系的弊端，我是非常同意的。我得承認我沒有足夠的相關知識去證實上述的印象。不過，很肯定的是，嚴復式的帶有道德律令的宇宙論，已經不能成為社會建設的指導。我們今天來讀嚴復，似乎是帶著考古或者懷舊的意味，或者是帶著瞻仰一個未完成的實驗的惋惜。」
阿力說：「大師姐說的沒錯！我們的確很難想像今天來恢復嚴復的天演實驗。不過，他提出的種種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對今天來說依然有參考價值。我不同意你們說今天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宇宙論式的知識體系，或者不能以宇宙論的思考模式來理解、研究和分析問題。我也不認同小齊對統攝性理論的懷疑。我們有的是對既有體制的批判性，但我們卻缺乏創造體制的氣魄和遠見。這樣子我們便永遠只能拆牆，而且是拿著小鑿子去拆一堵不倒的巨牆，極其量也只能在牆上鑿幾個小洞！但我們卻永遠沒法去砌出新的牆，造出新的建築！我們在讀書會裡一直讀這些偉大的思想家的著作，為的是甚麼呢？我個人是非常衷情於晚清這個時期，因為它是中西思想大撞擊和大融和的時期，也是知識學人爭相創造出自己的思想體系的時期。這些思想體系也宏偉雄壯，富有活力，在深厚的根底上大膽創新。嚴復在這方面是個先驅。後來康有為的《大同書》是個驚人的奇構，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更是激盪人心。到了今天，像我們這一代的年輕學術研究者，除了在自己狹小的專科範圍，堆砌幾篇保住飯碗的論文，誰還能出來振臂一呼，寫出貫通科學、哲學、宗教、倫理、社會和政治的巨著？我們甚至連自稱學者也不敢，那真是愧對前人！」
阿角說：「其實在科學界裡，也不是沒有人企圖創造出類似大一統理論的東西的。找出解釋萬物的理論是所有科學家的大夢！這就等於接近神，或者挑戰神了！理論物理學界便一直在尋找貫通量子力學和宇宙引力的大一統理論。不過，那只是在科學的層面的大一統理論。它很顯然不能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構造和人的行為。這方面生物學家更具野心。生物學處於宏觀科學和微觀科學之間，而且有進化論和基因理論作武器，似乎特別適宜實現當年斯賓塞的企圖。就像螞蟻專家E.O.威爾遜便一直致力於以生物學為基礎，創出統攝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和宗教思想等等的大一統理論。他把這稱為concilience，可以理解為知識的大融合和大會通。不過他的理論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也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相反，也有科學家堅持學科之間的並行不悖，互不干涉。就像古生物學家史提芬．古爾德，便主張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科學和宗教的互不相涉。後者可以視為他對宗教界的示好。因為在二十世紀末，維護和改良進化論的科學家，跟美國保守基督教派發生了激烈的論戰。這些教派包括主張《聖經》的字面解釋的極端創造論者，和以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為根據的偽科學陣營。後者其實源自傳統的自然神學，結合一定程度的科學研究，企圖用自然科學去論證神學，又或者把神學裝扮成科學。他們的著名理論，就是十九世紀英國自然神學家William Paley提出的鐘錶比喻。（事實上這個比喻早就流通，但因為Paley的應用而變得著名。）這個比喻大意是說，如果你有一天在山上散步的時候，在地上拾到一隻錶，你從錶的精妙設計可以立即推斷，它背後必然有一個設計者，而絕不可能是自然演變的產物。後來的智慧設計論的宣揚者，就是利用這樣的邏輯，去說明萬物不可能是隨機演化而來，而必然有一個設計者和創造者。另一個他們常用的例子，是眼睛的精密結構。這些理論我不在這裡深入說了，它牽涉到非常複雜的神學與科學的爭論。
「我想說的是，古爾德作為達爾文的辯護者，並不像另一位著名生物學家道金斯一樣，打正無神論的旗號，誓要消滅宗教迷信思想。他採取了和解的方法，宣稱科學和宗教處理的是截然不同範疇的問題，所以應該各安其所，不能相提並論。科學照顧的是自然界的問題，而宗教處理的是精神界的問題。就正如社會科學是處理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問題。他這樣說表面上是尊重不同學科的意義和價值，締造一個多元並存的局面。不過，我覺得古爾德的取態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而只不過是息事寧人的做法。而奇怪的是，古爾德自己是個頗為博學的人，他的科普文章旁徵博引，以跨範疇的聯想見稱。他肯定不是個只懂自己本行的學者，但他卻主張學科的各自為政！說到底，學科之間不是沒有關係的。科學也不可能只是事實的探究，而不牽涉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學科的互不相干只是自欺欺人。我自己作為一個科學學生，以前也採取這樣的觀點，但不是出於甚麼深思熟慮，而只是因為我們的科學教育，從來不鼓勵我們思考意義和價值問題，而只把科學當作一門技術去教授。我們完全沒有能力和訓練去處理科學與道德的關係的議題。我們只是一群科學技術操作員，甚至不再察覺到科學和宗教有何衝突！讀赫胥黎的經驗令我既振奮又失落。今天我們已經沒有像赫胥黎這樣的科學家，能夠通盤思考自然科學和人類社會的問題。而像嚴復這樣的一個人文學者，能把科學納入他的思想體系，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