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己權界論，或論自由 4/8

阿志說：「學宜從天道和人治的對立引申到自由的問題，很有意思。剛才阿力提到，嚴復是近代中國論自由的第一人。沒錯，他大聲疾呼說：西方之強盛，勝在有自由；而中國的衰弱，也敗在沒有自由。但他所論的自由，是怎樣的自由呢？所謂群己的權界，是如何劃分的呢？最基本的說法是：一己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為界限。這裡說的自由，似乎接近自營，因為它是必須受到限制的。而限制的界線，就是必須自我克制和約束的界線，也即是道德界線。這是不是說，西方因為尊重自由，所以保養了自營的競爭力，而又因為約束自由，而鞏固了群體的競爭力？這是對於自由的非常實利的看法。嚴復似乎不相信本質上的自由。他批判盧梭人人生而自由的天賦人權論，認為這是憑空懸想，沒有實證基礎。那麼，他的自由觀應該是從天演論衍生出來的吧。從天演而生的自由，就是自營。用道家語言說，也可以說是順應天道，放任自流了。用自然科學的語言說，不就是根據本能行事嗎？斯多葛學派不就是以『率性而生』（live according to nature）為信念嗎？所以嚴復尊崇斯賓塞以進化論來解釋道德倫理的做法，反對赫胥黎以天演和人治對立的觀點。他引用亞當．斯密夫的經濟學說，來說明人通過自利的考慮，自然會做出利他的決定。一個明理的人的自營必然會考慮到整體的利益，所以根本無須從外部施以道德的約束，或訴諸良心，更不應由任何權力單位來干預利益的分配。又或者，明理的自營就是良心吧！這樣的良心是不必向任何權威交代的。這樣以放任自營為自由的看法，表面看來跟赫胥黎以約束自營為自由的觀點大相徑庭，但當嚴復用上『群』的觀念的時候，卻又似乎二合為一了。剛才學宜提到，斯賓塞的society和赫胥黎的polity，同樣譯作『群』，這是不是暗示了，對嚴復來說，兩者異中有同。而像『天演』一詞一樣，『群』包含了道德律令的含義，而絕不是客觀狀況的描述。這樣說來，經過嚴復的吸納，赫胥黎和斯賓塞在『群』的觀念上其實差別不大。」
周潔說：「學宜談到赫胥黎把道德的起源追溯到人類互相模仿的本能，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樣說來，自然進程和社會進程之間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完全對立，而是存在生物學上的聯繫的。不過，學宜把模仿的本能等同於公心或者道德，這似乎一下子跳得太遠了。如果從模仿的本能這一點開始講，它既促成了人類的共同感，但也傾向減除個體的獨特性。一個社群裡面的成員互相模仿度越高，他們的價值和行為便越一致。道德體系因此而形成，對赫胥黎來說是好事。不過，會不會出現模仿度太高的問題呢？當然是會的。這就是所謂同一化或者合模的問題。阿蘭特論現代社會的興起，其中最大的特徵就是conformity。Conformity肯定不是由上而下的高壓統治所造成的，而是社會上的個體在同一個平面上互相模仿的結果。合模表現出來是遵守道德，實際卻是源於自保的考慮。現代社會的安全模式就是個人在行為上跟大部分人一樣，盡量避免特立獨行。而一切有所差別的行為也被制度化地定義為異常。社會學、統計學以至於現代醫學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學科。從模仿到公心，的確存在一個從自然到人為的轉移。兩者有緊密關係，但不是同一回事。在群的層次，也即是社會的層次，公心可以被演繹為合模和約束，但也可以被演繹為對公共生活的責任感。前者是負面的、消極的，後者是正面的、積極的。所以學宜才以赫胥黎的polity和阿蘭特的politics對比，得出約束自由和實踐自由的兩個結論。對我們來說，這個分別極具意義。」
哲道說：「我在這裡再舉海德格的例子，有人可能會覺得我嘮嘮叨叨，但那跟今天的論題有直接關係。群或者社會性這個特質，在現代社會創建的初期的確非常重要，但它的問題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繼續而浮現。這就是阿蘭特對social realm的興起置以深刻懷疑的原因。她對social realm取代了political realm深感憂慮，因為前者主張合模和平庸，而後者標榜獨特和卓越。海德格對此有一套類近的表達。他們師徒倆的思想體系有一脈相承的地方。至少在阿蘭特受學期間肯定受到早期海德格思想的影響。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裡標舉了『他人的獨裁』和『存在的獨我』兩個對立的狀態。『他人的獨裁』就是『公眾意見』或者道德觀念層次的事情。在這個層面，個人往往選擇跟從他人的意見，以獲取安全感和社會的認可。可是，這卻是一個非本真的選擇，而且是逃避對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的做法。相對於服從『他人的獨裁』，如果要實現『存在的獨我』，個人就必須掙脫『公眾意見』的安全網，作出獨立的抉擇，以實現自己的本真。這是對自由完全不同的演繹。可以說，『一己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為界』，是對自由消極的演繹。『一己的自由，以違抗他人的獨裁和對獨我的行為負上責任為基礎』，又或者『一己的自由，以實現自我的本真為根本』，這才是對自由積極的演繹。前者是自由的弱版本，而後者是自由的強版本。嚴復雖然號稱近代中國論自由的第一人，但他以『群』的觀念為指導的自由，似乎只能從最消極的演繹來理解。這是屬於前現代的自由觀。在我們今天後現代的處境，那根本稱不上是真義的自由。」
阿志說：「我懷疑除了是消極的原因，也關乎道家式的自由和我們現代社會所理解的由自的分別。海德格晚年深受中國道家思想影響，提出了所謂同一性思維，或者是同詞反覆的觀念，行文越來越玄秘難解。就算像哲道這樣的海德格迷，大概也不敢說能完全讀懂他的意思吧？我嘗試簡化地說，海德格把存在理解為化育，其實就是道家思想裡的道。在道面前，個人沒有獨立價值，而個人的最高追求是與天道合一，融於天道。這就是道家式的自然和自由。這樣的存在觀很顯然跟他在《存在與時間》時期提出的獨我論截然不同。獨我論看來還有頗強的道德倫理色彩和對個人抉擇的肯定，但後期海德格卻似乎對人世間的事情完全沒有興趣了。這樣強調天道，人道卻被貶抑了。所以你說嚴復的自由觀消極，其實也可能由於當中的道家因素。這也是嚴復在自由的觀念上，無法真正現代化的原因吧。」
學宜說：「大家似乎進入比較批判性的討論了。我往下想說的可能有點激進：所謂群己權界的問題，是不是個有真實義意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徹底抛開這個問題，從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自由？『一己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為界』，是一個以界線作定義的方法。所謂天道與人治的對立，也即是人類自然本能和社會倫理的對立，同樣是一個畫界的方法。這條線畫來畫去，最終其實是一個鬥爭和協商的過程。在自由的觀念還沒有成形的時代，事情還好處理。在西方，斯賓塞的自由主義代表的模式，是反對中央集權，到了中國嚴復的模式，卻成了向外爭取權利，向內約束自己。當我們假設了一個極權的對象，或者一個獨裁的他者，自己的自由反而很容易設定。可是，在今天的情勢是，人人都說自由，甚麼黨派，甚麼群族，甚麼階級，都把自由掛在嘴邊。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誰都在爭取自由，但也因此誰都在侵犯別人的自由。在自由的旗幟下，各種立場和取向不斷互相碰撞，但用的可能是同一個理據！病人有治病的自由，但健康人士也有不讓病院設置在自己的家門旁邊的自由。反建制的人有反建制的自由，維護建制的人也說自己有維護建制的自由！誰批評對方就是限制別人的自由。在今天這個利益界別複雜互動的時代，畫界的爭戰紛亂無比。但超乎我的理解的是，這樣的社會也超常地合模、平庸和單一，難以容忍異見和特立獨行。現代社會建設的工程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導致了這樣詭異的局面？說到底，會不會大家一直在說的自由其實不是真正意義的自由，而只是自利？這種以自利為自由的觀念，是不是源自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同時是復嚴引入中國的群己權界觀？換句話說，這樣的自由只是自營，也即是人類的生存競爭本能。說來說去，人類的文明運作邏輯，其實也沒法脫離自己的生物性。赫胥黎以為文明是跟自然截然不同的東西，似乎是對文明過於自信了。可是，我們畢竟是需要自信的。在堅持文明的價值和力量方面，阿蘭特跟赫胥黎是接近的。他們對人類創設人為的共同世界的努力，也懷著敬意和寄望。當然，赫胥黎的政體或道德觀較消極，也因此沒有為自由提供足夠的重視和有力的解釋。作為阿蘭特的追隨者，我主張以公共世界的平等參與為自由的體現方式，而不是用畫界的方式去定義自由。自由體現於政治參與，而不是私利的爭奪。這是超越二百多年來現代社會建設的局限的唯一途徑。而公共領域跟群或者社會，並不是同一回事。公共領域是一個開放、多元、眾數、平等、尊重差異、講求行動、追求卓越和獨特性，但卻有著共同的關注和責任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