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的責任

「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藝術）」，那個名堂是這樣的。
在那樣的場合，說一分鐘的得獎感言，是一件例行公事。但我也希望盡自己的責任，好好利用那一分鐘。
接受提名是為了責任，出席頒獎禮和相關活動是為了責任，講得獎感言也是為了責任。當然，我不會說，我不在乎這個獎。這是自相矛盾。去領獎然後又否定那個獎，不如不領。所以我會說，這個獎的最大意義不在我自身。
與其說我是為了文學界去拿這個獎的，不如說我是為了文學。為了在香港的文學，香港文學。為了向公眾表明，香港有文學，香港有這樣的文學作家。我不是說我能代表香港文學，但我們不能讓香港文學沒有代表，讓香港文學缺席，或者讓我們所不認同的來代表了香港文學。
相信藝術評論獎的得獎人陳雲也有同感。他無須任何獎項的肯定，相反，是他去肯定評審們支持香港評論自由的勇氣。一個尖銳批判政府和針砭時弊的評論家獲獎，是個正面信息。這是陳雲獲獎的最大意義。
所以，當記者反覆問我獲獎心情的時候，我無法裝出很興奮感激的樣子，只能禮貌地表示高興。而高興背後的自己必盡的責任，卻是怎樣也說不清楚的了。
而那一分鐘的例行公事，便不但是個人感受的表白，而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我還是想說說香港文學創作環境的問題。當然，也不可能在這一分鐘內再來一次大申訴。要感謝的人還是要感謝的。這是個難得的場合和機會。但我也想借我自己的例子，去說明在香港創作文學的條件之惡劣和狀況之艱難，去表示有關方面可做和應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這可能算不上是批評，但至少也是一個提示吧。
早前在一個雜誌訪談裡，我直接說過：「香港這個地方是反藝術的。」我的意思是，它的生存法則是跟藝術相違的。但我沒有在頒獎禮上這樣說。這盆冷水我潑不下去。我感謝了提名人張秉權先生，也感謝了關夢南先生。關先生主編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版，是我最早的短篇小說的發表園地。當時是一九九二至九三年。每天副刊的全版文學版，能讓一個全無創作經驗的新人每月發表一篇一萬字的短篇小說，分三天連載，稿費三千元，不只在今天，在當時也是天方夜譚。但這樣的奇蹟發生了，而我也因為這機遇而開始了寫小說。可以說，如果沒有關生，沒有「文藝氣象」，也許我還是會寫的，但肯定不會不顧一切全身投入，也肯定不會寫出今天的作品的十分之一。在質和量方面也是。我請了關生出席頒獎禮，是希望藉此機會公開感謝他對香港文學和我們那一代的新人所做的事情。
我也感謝了父母。這好像很尋常，但其實絕不尋常。我感謝他們的包容。他們教育程度不高，是低下層老百姓，對文學一點認識也沒有，也不知道我在做甚麼，但卻包容我自大學碩士畢業後沒幹過一份正職，終日躲在家裡寫寫寫。而縱使每天寫寫寫，卻從來不見甚麼實質的回報。讓他們親眼看見我在台上拿一件獎座，會是這麼多年最具體的事情吧。我只能用這樣的方法，去告訴他們，他們的兒子不是白過活的。
然後，我也感謝了你。縱使條件惡劣，我還可以寫到今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我在家裡有一個私人的藝術發展局，給我源源不絕的精神和實質支持。言外之音就不說了。對於我常常公開這麼說，你頗有微言。我知道你怕這給人不好的印象。有人就曾經公開說我「靠老婆」。但事實就是如此。沒有你的支持，我能花時間寫《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和第三部曲這些長篇嗎？肯定不能。肯定不能。肯定不能。你笑說我借你過橋批評藝展局，你說對了一半，但私人藝術發展局的說法是真心的。
當然，與陳雲的直抒對自由和民主的寄望相比，我肯定是過於含蓄了。
陳雲說：香港有文化。
我說：香港有文學。
當然，這樣的事還要大聲說出來，本身是一種悲哀。沒有英國人會說：英國有文化，英國有文學。中國人也不會說：中國有文化，中國有文學。但我們要說，要趁這些機會跑出來大聲說，因為這樣的事竟然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相信。連香港人自己也不知道，不相信。
讓人知道，讓人相信，那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