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種源始．人類承傳

人類的起源為何？阿芝說是愛，而中說是性。當然，兩者可能是同一點的一體兩面。
根據阿芝的「學習年代」報告，當年的「燃燒的綠樹」讀書會討論過《天演論》。有趣的是，他們討論的不是達爾文的《物種源始》，而是晚清嚴復的《天演論》。我們都知道，嚴復的天演論並不等於達爾文的演化論。《天演論》譯自赫胥黎的《演化論與道德倫理》。首先，赫胥黎雖然是達爾文的大力宣揚者，但他對演化論的看法跟達爾文不盡相同。而他把演化論跟道德倫理連繫在一起思考的方式，也是達爾文所沒有的。再者，嚴復譯赫胥黎除了在行文上自由發揮，採用古文的修辭方式，並且加入大量中國故實，他又根據他更崇拜的社會學家斯賓塞，在譯文後的按語中對赫胥黎作出了質疑和批評。可以說，《天演論》是譯也是作，是嚴復綜合了赫胥黎、斯賓塞和中國傳統學說（特別是易學）所自創的思想體系。如果說演化論是純粹的自然科學理論，那天演論便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論、道德論，甚至是宇宙論。天演論的「天」既是自然，也是「天道」，也即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運行的總原則。讀《天演論》，必然會在科學理論之外旁及政治、社會、宗教和道德的討論。
讀書會的成員似乎也採納了嚴復的方法，在達爾文演化論的科學基礎上，自行發揮，提出了人類的多重起源的觀點。人類這個物種的出現不但有一個生物學上的起源，也有一個（或多個？）人之為人的文化上的起源。人類跟所有生物一樣也只是一個物種，但人類又跟其他生物不一樣，有自身人為創造的世界，也即是人的社會、文化、道德和器物世界。這後一個（或多個）源始起自何處，說法不一，但大家也認同那是在演化論的原理下發生的變異。也即是說，某些變異因為更有利於人類的適應與承傳，而保留下來，並且擴展為人類的普遍和共同質素。
阿芝是這樣說「愛」的：在生物學和考古學定義下最遠古的人類身上，假設並未存在「愛」，這樣的人類只是自然界芸芸物種之一。就算智力和能力較高，那樣的動物性的人類還未能稱之為人。動物性的人跟所有動物一樣，為了繁衍的需要而交配，而結伴，但是有一天，一個雌性人類和一個雄性人類在生存和生育需要以外，彼此產生了依戀和不捨的感受，而這種感受甚至比所有其他因素變得更加強烈，到了不惜為了對方的安危而犧牲自己的程度，這一刻就是「愛」的誕生，也就是「人」的誕生。也許，阿芝這樣去理解愛，是為了解釋自己對花的不尋常的感情吧！
至於中說的「性」作為人類的起源，當然不是指生物為了繁衍承傳的性，而是「為性而性」的性。這也不無道理。在生物之中，大概只有人類會為了非繁殖的原因而進行性交。而非繁殖原因，包含為愛而性和為享樂而性。隨著避孕技術的發達，和男女社會關係和性觀念的改變，非為生育的性成為了性行為的主要動機。在同性戀的情況，性更加是跟生育毫無關係。這樣的性是人類所獨有的，也是人之為人的一大特質，難怪中會以此定義人類的起源。就中自身的處境，縱使她順從的是異性戀的關係，但她無法進行生育的身體，也決定了她對性的態度。當然，說到愛，她是認同阿芝的觀點的，但她更大程度是渴求被愛，而較少想到為愛犧牲。而她又因為太渴求成為女性，而對肉體的關係特別重視。她說：試想想，在生物之中，只有人類有色情這回事。色情一般是被鄙視的，被認為是獸性的，不合符人類道德的。但野獸根本就不懂得色情。色情，為性而性，是人類跟野獸的重大分別。我不是說色情很高尚，我是說，我們不能否認，性享樂是人之為人的一大特質。這樣說無關乎道德。
阿力的觀點也十分有意思。他認為人類的起源是「歷史」的出現。所謂「歷史」即是歷史意識和據此作出的歷史敘述。如果說人跟動物的分別是時間感和記憶所構成的自我意識，由眾多個別的自我意識所組成的共同意識，就是歷史。「歷史是人類的起源」是個很有趣的說法。一方面，歷史應是記述人類記憶中過去的事情，並追溯這些事情的起源，但這記述和追溯的舉動本身，卻又見證著人作為有歷史感的動物的誕生。這當中有一個弔詭之處——歷史追溯起源，起源卻在歷史的追溯中。無論如何，這也跟人的時間感有關，而且不是單一的個人的時間感，而是人類代代承傳的超越個體死亡和世事無常的時間感。那是人作為一個群體的延續不斷的時間感。
個體和群體的對立顯示出阿志和阿角的思想分歧。阿角認為自我意識才是人類的源點。意識到自己跟他人和跟外物的分別和限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到最終也是孤絕的，不能分享的，意識到自我生存在他人的獨裁之下，苦苦掙扎也難達到本真和自由。阿角對自我意識的理解是比較負面的。阿志卻認為，自我意識必然附帶群體意識。知道自身與他人之別，即察覺到他人的存在，和自身與他人必然發生的關係。為自我個體的存活而掙扎，是動物本能，為群體共同的存活而貢獻，甚至於壓抑自我的欲望或犧牲自我的利益，才是人之為人的要素。阿志師法漢娜．阿蘭特，主張人類的首要定義為政治，近似於天演論中的「群」的觀念。人類就是政治的動物。所謂「政治」不是指政權和政制，而是人類共同的公共生活的總稱。人之為人，就是共同生活的人。沒有人能孤立生存的。
回到《天演論》的討論上去，涉及的就是群和己的關係。赫胥黎主張的是天道（自然規律）和人治（人為法則）的二分法，人類通過自然演化而出現和承傳，在這基礎上建立了人為的文明社會，但文明的本質卻是約束人在生存競爭下自利和自營的本能，通過道德來維繫群體的存活。所以，天道和人治是互相對立的。天道就是野性的大自然，人治就是經過精心整理的花園。花園疏於整理就會荒廢，回復到天道的狀態。不過，嚴復雖然同樣重視「群」，採納的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的觀點。斯賓塞認為演化論（天道）適用於一切情景，包括人為的文明社會。所以他反對任何約束和限制，認為只要放任自營和自利，發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人類社會自然會達到最理想的狀況。社會達爾文主義合理化了社會上的剝削和國際間的侵略，早已受到批判，但嚴復採用這樣的觀點，也有其歷史原因。
讀書會青年的爭論點，是自然科學法則和人類社會法則究竟能不能互相等同？人類文明究竟是順應自然的，還是違反自然的？天擇和人擇之間究竟是同質的、順延的關係，還是異質的、悖反的關係？特別是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已經能夠通過科技去改造自然，甚至是創造自然。生物科技和數位虛擬世界標誌著，人類以第二自然去取代原來的自然的試圖逐漸得到實現。非常弔詭地，人類在自我創造中不自覺地剷除了自身的根源，也即是作為一個物種跟自然的原初關係。這樣做事實上就是改變了人之為人的定義。去除根源，也即是否定歷史。很奇怪地，當第二自然完全取代自然，原屬人為事物的記載的歷史也將消失，因為歷史的根在於追溯起源。而人類的起源，不在自然界也不在人為世界，而在二者的交接點。這交接點也許不止一個。它可能是愛、性、歷史、自我、群體，或者是語言。
我讀著阿芝所整理的讀書會報告，看到這群青年熱烈討論著如此深遠而又根本的問題，心裡異常感動。幾年後的今天，他們投身到本土的抗爭行動裡，但他們的閱讀和思考，卻超越了狹隘的地區主義，而涉及整個地球和人類狀況的層次。這不就是晚清時期的嚴復和康有為等人的宇宙論式的恢宏視野嗎？不過，看見阿芝，我又不期然為她擔心。她所決心去愛的花，我的孩子，就是那樣的一個站在自然界與人為世界的交接點的人。那樣的人還不知何謂愛，也未懂性，沒有時間感和歷史感，困在矇矓而固執的自我裡，完全沒有群體觀念，萌生語言卻未能把握命名和溝通。他是太初醒來的第一個人類，孤身被抛擲在茫茫曠野裡，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世界不是為自己而存在。他就是人類這個物種的源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