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

人要有意義地棲居於地上,靠的是甚麼?是對土地的覺知,對土地的感情。這種覺知,這種感情,狹義地理解,是對自然的尊重,對鄉土生活的熱愛;廣義地說,是對自己生活的地方的關注和信靠。
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借電影《阿凡達》發出了 “This is Our Land” 的呼聲,警醒我們去反思自己和土地的關係。「反高鐵,保菜園村」的訴求,引起了很多人的熱情關注,但也有不少人覺得事不關己。長年住在市區的人,對「土地」已經失去感覺,也很難明白為何要死守那幾塊田地。事實上,保衛菜園村具有深遠的雙重意義。它除了喚醒住在城市的「我們」去關注生活在農村的「他們」(菜園村居民),去同情「他們」家園被毀的遭遇,其實也同時喚醒「我們」對自身的居住地的關注。農村是鄉土,城市也可以是鄉土,農村人和城市人都有鄉土之情,他們即是我們。
人和地的關係,在私人的層面,稱為家園;在公共的層面,稱為社區。不同的社區情感匯集在一起,就是對我城的歸屬感,就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基礎。我們的政府一點也不明白文化身分建構的方式,不了解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民間根基,以蠻不講理的發展模式持續毀滅香港人的歸屬感,切斷人和土地的關係,把我們社會的命脈連根拔起。種種城市發展模式已經把我們架空。這不但指高層大廈、大型商場和大量運輸系統所造成的異化和疏離,也指我們的政經體制對土地的量化操控。
在政府的理解中,「土地」只是一個管治單位,從擁有權方面劃分為官地和私人土地。(當然在《土地收回條例》底下,政府隨時可以以重建發展為由把私人土地收回成為官地,也即是說「普天下之,莫非皇土」,私人產權毫無保障可言。)從行政的角度,「土地」以用途、地段劃分。而從經濟的角度,「土地」是資產,是財富。政權和商業勢力結合,「土地」在香港的唯一意義,變成了「地產」。我們已經沒有腳踏實地的感覺。
政治哲學思想家漢娜.阿蘭特在《人類的狀況》中作出警告,人類的生存繫於地球,但現代人卻試圖逃離地球。她的意思就是,人類切斷了自己與地球的關係,造成了自身跟地球的異化。在英語中,“earth” 既指地球,也指土地、泥土。 “Earth” 是我們棲居和生存的根基。從 “This is Our Land” 到 “This is Our Earth”,看到了從菜園村到城市社區到整個人類的普遍意義。不是人人也要住在農村,也不是只要保住農村就行,而是整個社會也須要恢復和土地的關係。英文的 “local”,中文譯作「本土」或者「在地」,合在一起,就是「本在土地」,也即是「本來/根本、存在/生存的土地」。新社會運動就是這樣的意義下的本土運動。
由是觀之,幾位八十後青年連續四天的五區苦行就意義深遠,但這也是整個反高鐵行動中最不為人所理解的部分。媒體談論的只是高鐵政府方案和專業聯盟方案的優劣比較,只是八十後青年如何「激進」,苦行只屬花邊新聞,或者頗有新意的抗爭花招。苦行青年值得更大的欽佩和更嚴肅的對待。他們不但勞損筋骨,沿途更不停被途人嘲笑或辱罵。他們以雙手拿著米粒,以雙腳感受大地,每二十六步一跪的苦行,雖然沒有特定宗教成分,但卻肯定是一種精神修煉的方式。那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社會抗爭,而深入人與土地共生的根本了。
所以,新社會運動也同時是新精神運動。這樣的精神性社會運動,強調覺醒和專注,以和平的方式和肉身的考驗,展現出驚人的韌力和智慧,散發出近乎宗教的感染力。這一點雖然不容易為大眾所理解,但一旦被打動卻有極強的召喚力。新社會運動當中的精神覺醒如果發展下去,極可能會成為阿蘭特所區分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精神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結合。而這結合,就是發生於我們重新建立對土地的關懷。精神是高遠的,行動卻是實在的。由對土地的尊重,引申出實際的訴求。香港是我們的城市,是我們的家園,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去參與決定它的發展方向,而不是由政府和財團任意妄為。
早前沈旭暉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自問自答文章中,說這群八十後行動者「保守」,不及七十年代的社運前輩有氣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他說七十年代那一輩是準備革命和奪權的,所以更激進。我倒認為,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奪權者如果成功,最終只會變成跟之前的當權者一樣。而新的本土抗爭運動,完全沒有奪權或加入建制的意圖,相反卻對權力高度懷疑,寧取永恆的抗爭者姿態,扮演公義維護者,持續不斷地在建制外面加以監察和批判。他們的行事完全違反權力運作的邏輯,所以對當權者來說,他們是難以理解和無法預測的。因為沒有奪權的目標,而只有爭取公義的目標,所以他們不會被收編,也絕不會妥協。他們不怕挫敗,相反他們明知必敗而戰,屢敗屢戰,越敗越強,越戰越勇。從喜帖街,到天星皇后,到高鐵菜園村,抗爭力量越滾越大,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事實上,他們完全符合阿蘭特所說的行動者的定義。不必等到行動成功,在行動之中,單憑平等、開放和眾數的參與,他們已經實踐了自由的真義。
阿蘭特論行動,把它理解為誕生和新開始的契機。而每一個新開始不啻於一個奇蹟。人類社會和文明之所以會演變,完全有賴於行動及其帶來的更新。在每一個情境下,既有的體制和條件也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但阿蘭特還是非常樂觀。她在〈介入政治〉一文中說:「在由無限的不可能所構成的人類存在狀態,和人類事務中的奇蹟性事件之間,最重要的分別當然是,在後者之中有一位行奇蹟的人;也即是說,人自身很明顯具備行奇蹟的驚人而神秘的才能。在我們的語言當中,這種才能的尋常的、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行動』。」雖然面對強大的、糾結在一起的政經體制,年輕的行動者卻依然擁有創造奇蹟的力量。
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讓我們用心來感受,用雙腳來行走。
苦行不苦。行動,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