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

人要有意義地棲居於地上，靠的是甚麼？是對土地的覺知，對土地的感情。這種覺知，這種感情，狹義地理解，是對自然的尊重，對鄉土生活的熱愛；廣義地說，是對自己生活的地方的關注和信靠。
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借電影《阿凡達》發出了 “This is Our Land” 的呼聲，警醒我們去反思自己和土地的關係。「反高鐵，保菜園村」的訴求，引起了很多人的熱情關注，但也有不少人覺得事不關己。長年住在市區的人，對「土地」已經失去感覺，也很難明白為何要死守那幾塊田地。事實上，保衛菜園村具有深遠的雙重意義。它除了喚醒住在城市的「我們」去關注生活在農村的「他們」（菜園村居民），去同情「他們」家園被毀的遭遇，其實也同時喚醒「我們」對自身的居住地的關注。農村是鄉土，城市也可以是鄉土，農村人和城市人都有鄉土之情，他們即是我們。
人和地的關係，在私人的層面，稱為家園；在公共的層面，稱為社區。不同的社區情感匯集在一起，就是對我城的歸屬感，就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基礎。我們的政府一點也不明白文化身分建構的方式，不了解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民間根基，以蠻不講理的發展模式持續毀滅香港人的歸屬感，切斷人和土地的關係，把我們社會的命脈連根拔起。種種城市發展模式已經把我們架空。這不但指高層大廈、大型商場和大量運輸系統所造成的異化和疏離，也指我們的政經體制對土地的量化操控。
在政府的理解中，「土地」只是一個管治單位，從擁有權方面劃分為官地和私人土地。（當然在《土地收回條例》底下，政府隨時可以以重建發展為由把私人土地收回成為官地，也即是說「普天下之，莫非皇土」，私人產權毫無保障可言。）從行政的角度，「土地」以用途、地段劃分。而從經濟的角度，「土地」是資產，是財富。政權和商業勢力結合，「土地」在香港的唯一意義，變成了「地產」。我們已經沒有腳踏實地的感覺。
政治哲學思想家漢娜．阿蘭特在《人類的狀況》中作出警告，人類的生存繫於地球，但現代人卻試圖逃離地球。她的意思就是，人類切斷了自己與地球的關係，造成了自身跟地球的異化。在英語中，“earth” 既指地球，也指土地、泥土。 “Earth” 是我們棲居和生存的根基。從 “This is Our Land” 到 “This is Our Earth”，看到了從菜園村到城市社區到整個人類的普遍意義。不是人人也要住在農村，也不是只要保住農村就行，而是整個社會也須要恢復和土地的關係。英文的 “local”，中文譯作「本土」或者「在地」，合在一起，就是「本在土地」，也即是「本來/根本、存在/生存的土地」。新社會運動就是這樣的意義下的本土運動。
由是觀之，幾位八十後青年連續四天的五區苦行就意義深遠，但這也是整個反高鐵行動中最不為人所理解的部分。媒體談論的只是高鐵政府方案和專業聯盟方案的優劣比較，只是八十後青年如何「激進」，苦行只屬花邊新聞，或者頗有新意的抗爭花招。苦行青年值得更大的欽佩和更嚴肅的對待。他們不但勞損筋骨，沿途更不停被途人嘲笑或辱罵。他們以雙手拿著米粒，以雙腳感受大地，每二十六步一跪的苦行，雖然沒有特定宗教成分，但卻肯定是一種精神修煉的方式。那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社會抗爭，而深入人與土地共生的根本了。
所以，新社會運動也同時是新精神運動。這樣的精神性社會運動，強調覺醒和專注，以和平的方式和肉身的考驗，展現出驚人的韌力和智慧，散發出近乎宗教的感染力。這一點雖然不容易為大眾所理解，但一旦被打動卻有極強的召喚力。新社會運動當中的精神覺醒如果發展下去，極可能會成為阿蘭特所區分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精神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結合。而這結合，就是發生於我們重新建立對土地的關懷。精神是高遠的，行動卻是實在的。由對土地的尊重，引申出實際的訴求。香港是我們的城市，是我們的家園，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去參與決定它的發展方向，而不是由政府和財團任意妄為。
早前沈旭暉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自問自答文章中，說這群八十後行動者「保守」，不及七十年代的社運前輩有氣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他說七十年代那一輩是準備革命和奪權的，所以更激進。我倒認為，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奪權者如果成功，最終只會變成跟之前的當權者一樣。而新的本土抗爭運動，完全沒有奪權或加入建制的意圖，相反卻對權力高度懷疑，寧取永恆的抗爭者姿態，扮演公義維護者，持續不斷地在建制外面加以監察和批判。他們的行事完全違反權力運作的邏輯，所以對當權者來說，他們是難以理解和無法預測的。因為沒有奪權的目標，而只有爭取公義的目標，所以他們不會被收編，也絕不會妥協。他們不怕挫敗，相反他們明知必敗而戰，屢敗屢戰，越敗越強，越戰越勇。從喜帖街，到天星皇后，到高鐵菜園村，抗爭力量越滾越大，越來越多年輕人加入。事實上，他們完全符合阿蘭特所說的行動者的定義。不必等到行動成功，在行動之中，單憑平等、開放和眾數的參與，他們已經實踐了自由的真義。
阿蘭特論行動，把它理解為誕生和新開始的契機。而每一個新開始不啻於一個奇蹟。人類社會和文明之所以會演變，完全有賴於行動及其帶來的更新。在每一個情境下，既有的體制和條件也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但阿蘭特還是非常樂觀。她在〈介入政治〉一文中說：「在由無限的不可能所構成的人類存在狀態，和人類事務中的奇蹟性事件之間，最重要的分別當然是，在後者之中有一位行奇蹟的人；也即是說，人自身很明顯具備行奇蹟的驚人而神秘的才能。在我們的語言當中，這種才能的尋常的、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行動』。」雖然面對強大的、糾結在一起的政經體制，年輕的行動者卻依然擁有創造奇蹟的力量。
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讓我們用心來感受，用雙腳來行走。
苦行不苦。行動，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