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理論篇〉by 楊智恆
文：安維真
把《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和《博物誌》四本書放在一起，整理成「V城系列」重新出版，引出了好幾個問題：一、文體的問題；二、作者的問題；三、內容的問題。我將環繞這三方面作出簡單的闡述。
第一，這四本書在文體上並不一致，當中《地圖集》是論說體和記敘體的結合；《繁勝錄》交替使用了記錄、敘事和抒情三種文體；《夢華錄》和《博物誌》兩者比較相似，都是較純粹的故事體。從《夢華錄》和《繁勝錄》的書名，我們可以上溯至中國南宋的城市筆記——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周密的《武林舊事》和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錄》等。這些筆記或追懷北宋首府汴梁的風貌，或記述南宋首府杭州的勝景，風格和用意也非常接近。根據這個寬鬆的標準，我們可以把「V城系列」的四本書歸入宋代以降的「城市筆記」這個類型。
不過，此四書的立意和寫法，又非傳統的「城市筆記」能完全涵蓋。其中《夢華錄》和《博物誌》的敘事性，近似於筆記小說或微型小說，而《地圖集》和《繁勝錄》則有強烈的論述成分。這些都是舊式「城市筆記」所無的。後兩者的考古論述，又特別強調當中的虛構性。於是，此四書除「城市筆記」之外，最大的共同之處是小說的筆法。這裡所謂的「小說」，糅合了古典義和現代義。古典者，小說作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民間及非正統的知識載體和敘述形式；現代者，小說作為想像性的、虛構的文藝創作。結合此二者觀之，便得此四書的真義。
第二，這四本書所設定的作者或敘述者均具有多重和多變的特徵。當中《夢華錄》和《博物誌》的情況看似較為簡單，皆出於敘事者並不現身的第三人稱全知敘事，但「城市筆記」的故事採集和編撰成分（錄和誌），又暗示了一層第二度呈現的存在，即非一般意義下的「作者與作品」的直接關係了。在《繁勝錄》的序言裡，便記述了《夢華錄》的出處。據此《夢華錄》實為「V城大回歸時期」劉華生所撰之「本地城市風物紀錄」，而《繁勝錄》則為後起之書，即於「大回歸五十年」由「V城風物誌修復工作合寫者」、「大回歸時期新生代」維多利亞、維朗尼加、維奧娜、維慧安、維納斯、維真尼亞及維安娜七人，「於文獻堆填區發掘出劉華生的稿件，經過重組和校正」，整理出「第三代的夢華錄」，也即是《V城繁勝錄》了。是以《繁勝錄》中的每一章也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風物誌修復者「維某」的個人化抒情及論述；第二部分為經過整理及摘取的劉華生城市觀察及記述；第三部分則是劉華生所記之第一人稱生活小故事。據稱劉華生的《V城夢華錄》從未出版，原稿亦已散佚，但我們有理由認為，現在這個系列中包含九十九個小故事的《夢華錄》，就是劉華生的作品。
《地圖集》的作者問題也比表面看來複雜。只要細心分析書中篇章的敘述語言的差異，便可以看出它是出自一群而非一位考古學者的敘述角度的作品，而他們的敘述時空位於不特定的未來。這種時間設定和《繁勝錄》有相似之處。這群敘述者的敘述方式並不一致，距離之遠近和涉入的程度也有差別，當中有的嚴肅說理，有的感物抒情，有的冷嘲熱諷，有的揮灑想像。就地圖這種「求真」的製作而言，《地圖集》處處彰顯「作假」的意圖，表現的卻是文學想像的極致。而從製圖到讀圖再而到說圖的過程，也突出了「作者作為讀者」和「閱讀作為創作」的方法，構造了多層次的發聲位置。此特點也一定程度見於《繁勝錄》中V城風物誌修復者對前代人劉華生的文本的閱讀。
第三，所謂「內容問題」，特指此四書所共寫的「V城」及其涵義。V城實指香港，乃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以V代之，正是建構一層虛構的距離，由此可遠可近，可顯可隱，可真可假，可虛可實。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是以何種方式建構和呈現的V城？此中的建造或拆解方式，才是此四書的要旨。從根本上說，當然是以小說的方式，但小說的方式的妙處，就是可以容納或借用非小說的文類。《地圖集》是當中走得最遠，想像最瘋狂的。地圖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其運作當然與文字大為不同，但也不是沒有可以互涉互用的地方。至於《繁勝錄》，則最全面和直接採用古代「城市筆記」的體裁，構造出多層次的城市景觀。《夢華錄》和《博物誌》同樣通過人和物的關係來寫城市，前者是人和人為物∕消費品的互相界定，後者是人和自然物（也有少量人為物）的交感並生，並藉此開展出變化無數的「人—物」關係。而「城市」作為一巨大的人為物，及其中的物的總體呈現，又必然通過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確立及延續其存在及其價值意義。V城就是這樣的城市演化的標記。
這個系列不但以城市為書寫對象和內容，也是以城市為認知及理解世界的定位。所以，我們不應只著眼於書中如何描寫城市景觀，而應反過來把城市視為觀看的方法。上面雖然提到此四書跟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的淵源，但以城市為觀看視界這一點，卻又接近西方傳統。城市作為世界模式，在西方發源甚早。希臘以城邦為政治單位自不待言，羅馬帝國是由羅馬城所統治的帝國，而聖奧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實為天國的隱喻，與「世俗之城」（人類世界）成為對照。城市除了是建構世界的模式，也是人作為一個群體棲居於地上的模式，這在現代都市文明出現後更為顯著。而V城，歷來就是以「城」的方式存在。此「城」實是中西兩種城市觀的合體顯像。這是V城的獨特之處，珍貴之處。
對應「城」的空間特質，V城書寫者在時間上採用了「未來的考古學」的方法，讓證據與假設互為表裡，事實與想像互相增益。「未來的考古學」是一種瞻前顧後的方法。它把未來當成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在期待和懷想的雙重運動中，時間去除了那單向的、無可逆轉的、無法挽回的定局性，成為了潛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未來的考古學」並非預早宣布結局的宿命論，它是把結局當成新的創造起點的辯證法。由是觀之，V城四書是為未來而作的考古學。此「未來」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也不會有一天成為「現在」或者「過去」，而是一個永遠開放的實現的過程。
讓我這樣總結：這四本書的題旨，原以《夢華錄》中的「夢華」為首。「夢華」二字，應是世界上所有曾經光輝一時的城市的終極歸結。夢之必破，華之必衰，似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可是，當時間在寫作中成為永恆的運動，過去與未來即成就於當下。夢未必虛，華未必墮，一切經驗，一切存在，一經集之、錄之、誌之，就可以脫離單一的時空，成為無限衍生和延伸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