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2日 星期三

《致同代人》序:作為小說家,我…


我一直在寫自己,但要直接談論自己,卻非常困難。說出「我」這個詞的時候,那彷彿是另一個人。我對「我」的說話非常謹慎,甚至有點過於謹慎,常常警戒自己切勿陷於自我中心。哲學家認為,思考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對話。可是,當這對話變得過於嚴苛,結果就會陷於無語。也許,這就是我寫不出散文來的原因。當我想說話,我必須借小說去說,通過人物去說。而且不是一個人物,而是眾多的人物。我的人物健談好辯,滔滔不絕,在現實中的我卻沉默寡言,不太懂講說話。我的人物甚至會寫詩,而我不會。有時我懷疑我只是個靈媒。不過這樣說有點不負責任。我的人物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我必須對我所有的人物的言行負責。無論如何,寫小說是這種「說不出來的說話」和「可說出來的無語」的唯一模式。所以,小說家認為,寫小說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對話。
然而,說到「小說家」這個身分,我卻一直有一種陌生感。雖然寫了十幾年小說,我至今還常常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個小說家。我不是問,自己是不是個好小說家,或者是不是個合格的小說家。關於這兩個問題,我肯定有人要提出負面的答案,比如說:他根本不懂說故事;或者,他寫的根本不是中文(或漢語)。我不打算為此反駁和辯護,我甚至覺得他們可能是對的,但這些對我來說一點重要性也沒有。我想說的是,我一直在跟「小說家」這個身分在搏鬥,有時想去適應它,有時想去逃離它,有時想去順從它,有時想去拒絕它。我至今未能安然跟這個身分共處。自我身分的剝離並不是一個信心問題。它顯現的是當今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時代處境。不過,也許別的同代小說家對此沒有同感。這於是又回到我個人的問題。
基於上述的問題,我把「我是一個小說家」的說法擱置,代之以「作為小說家,我…」這樣的表述形式。前者是個等同說法,把「我」和「小說家」以「是」來畫上等號,表示二者的融合無間。後者是個區別說法,含義表面看來差不多,但其實把「小說家」的身分前置,而跟「我」保持既相連但又分開的關係。而這個「作為」,等於英語裡的 “as” ,根據字典的解釋是「處於某種狀態、性質、情況、工作之中」,我將之引申為「趨近」或「扮演」或「充當」的意思。這跟「是」或 “be” 的完全同一有更微妙的暗示。當然,這樣的用法又肯定會惹來「寫的不是中文」之責了。
我摘取這個選集的篇章的原則,就是環繞著「作為小說家,我…」這個提示方式,去陳述下列的這些主題:作為小說家,我怎樣看筆下的人物?作為小說家,我怎樣看作者的角色?作為小說家,我怎樣看作者和人物的關係?作為小說家,我怎樣看真實和虛構的關係?作為小說家,我怎樣想像?作為小說家,我又怎樣生存?最終歸結為,在「小說家」和「我」之間,究竟在發生甚麼事?而這樣的事,跟小說本身,跟文學本身,跟這個世界,又有甚麼關係?這些也是我最近幾年在持續思考的問題,所以順理成章成為這個選集的主軸。當然,我關心的其他許多事情就沒法同時在這裡展示出來了。
選集內容分三個部分:「栩栩如真」、「獨裁者訪談」、「致同代人」。
第一部「栩栩如真」是從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節錄出來的,原屬書中「人物世界」的章節。《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是我的「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由兩個層面構成,我稱之為「二聲部小說」。第一聲部是環繞著十三個物件的十二個章節,通過物件的更替變遷來勾畫一段虛構的家族歷史和個人成長史,也藉此映照出V城的近代社會史。這些物件包括: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衣車、電視機、汽車、遊戲機、錶、打字機、相機、卡式錄音機和書。第二聲部寫的是一個稱為「人物世界」的想像世界的故事。在這裡「人物」既指小說裡的人物,也指這些人物由「人體和物件組合而成」的特殊形態。「人物世界」有它特殊的法則,當中每一個「人物」也被自身的物件的特徵所界定和束縛。栩栩是「人物世界」的女主角,故事環繞著她如何發現自己身上的「物件性」展開。後來她又通過另一個人物小冬,走上尋找自己的作者或創造者的旅程。這嚴格來說不是一個科幻故事,而是關於人物和作者相遇,虛構與真實交織的故事。
第二部分「獨裁者訪談」節錄自另一部長篇小說《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是「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分為三個「聲部」,分別是「啞瓷之光」、「恩恩與嬰兒宇宙」和「維真尼亞的心跳」。「獨裁者訪談」是「啞瓷之光」的嵌入部分,現在分拆出來,勉強可以獨立成篇。訪談主角是筆名為「獨裁者」的退隱小說家,負責採訪和整理的是叫做維真尼亞的年輕混血女孩,後來又加入另一位叫做正的大學女研究生。在訪談中獨裁者追述了自己在V城的文學生涯,以及他跟妻子啞瓷的相識、戀愛和婚姻。以獨裁者為「病徵」,訪談探討了V城的文學狀況,和一個小說家的存在困境。至於原本的聲部「啞瓷之光」則通過啞瓷的眼光,敘述了訪談進行期間幾個月的事情,包括獨裁者的身體和心理狀況的變化,大學青年重組「文學小宇宙」以及藉此介入舊區重建抗爭運動的失敗,還有啞瓷對自己的人生和婚姻的回顧和重整。「啞瓷之光」的章節借用了現代理論物理學的諸種學說為題,把科學概念化為人際情事的隱喻。
第三部分「致同代人」是同名的專欄文章的結集。前面的十三篇以「獨裁者」的名義向同輩作家「同代人」作出批評和質問,後面的篇章則改由「同代人」的角度出發,向其他同代和後代作者作出對話的呼喚。這是以書信體和對話的形式寫出的一系列探討作者角色和文學狀況的短文。我嘗試以說話身分和說話對象的轉換,來對當中的核心主題作出立體和多面的刻畫。這樣的寫法難免於自我分裂和自相矛盾,但這卻正是我想呈現的狀態。究竟當中有多少和哪些是屬於「我自己」的,我也很難說清楚了。不過,這正好見證著「作為小說家,我…」的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而這些文章中,出現「作為」句式的次數,幾乎到了令人難堪的程度。
談論在當代香港從事文學寫作的困境,總是會引起種種誤解。善心的讀者可能會發出「在香港搞文學真慘啊!」的慨嘆,更善心的還會來一套「凡事只要自己開心就可以啦!」的心靈雞湯式開解。當然也肯定有人會感到「又來了!又來了!又來發牢騷了!」的不耐煩,或者直接發出「自尋煩惱」、「自作自受」之譏。在裝作甚麼也很好的安然靜默,和明知甚麼都不對的怨氣沖天之間,有沒有對狀況更真確和平實的認識的可能?我自己其實也是在兩種態度之間搖擺不定吧。
如此這般,我跟「獨裁者」一樣也是一個「病例」。而如果這個「病例」能顯映出一點關於時代的甚麼深層和普遍問題,那至少也不至於白病一場了。在這樣的意義下,所有作家也是疑病症患者,而寫作,既是病發也是唯一的治療方案。這就是想像力的一體兩面。


選集篇章出處: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台北:麥田出版,2005年。
《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致同代人」專欄自2005年5月1日至2006年11月2日於台灣《自由時報》副刊隔周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