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自己還是新人，但最近整理一些舊作重新出版，又為這文集而翻閱舊稿，才驚訝地知覺到，從開始寫作至今，已經接近二十年的時間了。當然，跟終身寫作不輟的前輩相比，我這二十年算不上甚麼，大概只抵得上是個成長期吧。然而，寫作接近二十年而依然自稱新人，也實在厚顏。也許，稱為「後新人」會更為恰當。這固然跟我至今依然堅持寫「青年後期」的題材有關，也包含一種瞻前顧後的視覺。「後新人」既非新人，也非前輩。它打破新舊，超越老少，處於那永恆的門檻上，既在此也在彼。「後新人」處於永續的成長中，無時無刻不困惑和掙扎，往復於肯定與懷疑之間，以此拒絕心死，也拒絕安逸。
成長期總是教人尷尬的。在學習和嘗試的過程中，犯錯是常態甚至是必然。回看自己從前寫的文章，總是教人汗顏居多。一個又一個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的自我，比寫小說的時候更加直接，更加膨大。可是，再讀下去就會發現，這些自我其實也在互相辯駁，互相推翻。這些年來的思想雖然有跡可尋，有徑可循，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前後衝突。一方面可以說是時間線上的演變，但另一方面也實在是內在自我和外在世界的一些無可消解的對位。我希望做一個前後一致，表裡不二的人，但真與誠只能作為心的條件，至於思想，則無可避免參差不齊，甚至更適宜自我分裂，自我詰問。思考，本來就是對話。
文集內的文章最早的是第一部分「同代人」中的短文，寫於一九九七年三月至十二月，是刊於《明報》世紀版專欄「七日心情」的雜論。看似是後續的第二部分「致同代人」是於《自由時報》發表的隔週專欄，時間是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第三部分「學習年代」是在寫作長篇小說《學習年代》期間的片段反思，從二零零九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分六期刊登於文學雜誌《字花》。
在第四部分「論寫作」中，最早的一篇〈私語寫作〉寫於二零零零年，由當中的「私心」到近年談論文學館的文章的「公理」，與其說是「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不如說是自我內部的兩個面向的交戰。較近期的幾篇，即從「天工」（自然）到「開物」（人為）論小說與世界建構，關於薩拉馬戈和村上春樹的評論，以及回答黎紫書「為甚麼要寫長篇小說」的文章，大體上總結了我到目前為止對文學和寫作的看法。
第五部分「論行動」是環繞著「行動」的觀念寫成的一些文章。社會評論並不是我的專長，但近年因為時勢的需要寫了好些文章，一來是希望運用我僅有的一點發表空間，去幫助欠缺公共渠道的弱勢者發聲，二來是乘機思考言說和行動、文學與世界的關係。我既無社會影響力，社會評論觀點並無精闢過人之處，這類文章的意義也受時空限制，最後決定把它們收錄在文集裡，只是為了對一些人和事留下見證，也讓我的思路跟我的創作軌跡互相印證。
第六部分「對談」，除了是指狹義的對談形式，也指我所相信的文學的對話特質。整個文集，也適宜以一種對話錄來理解。這幾篇對談有別於一般訪問，發問者本身往往有獨特的見解，或到位的質疑，激發的回答也因此較為深思，或者較有新意。對話體也能凸顯出觀點的互動和對位，當中好些看法，是我獨自寫文章未必能想到的。
第七部分「序言」，是我近年給幾位年輕香港作家的作品集所寫的評介文章。（序蔡炎培小說集是例外，可視為對前輩的致意；而序湯禎兆的日本文化評論，則是同輩之間的切磋了。）我從前對為他人的書本作序非常猶豫，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迴避寫狹義的書評。可是，在評論平台嚴重缺乏，評價標準極度混亂的今天，我感到有責任盡點力量，去分析和指出優秀的年輕作者的創作特色，並且跟他們建立對話的基礎。而幾位所謂新人或年輕作者，在更廣闊的視野下，其實也是我的同代人。作為「後新人」，我跟他們並無先後之分，其實是並肩上路。
最後一部分「自序」，收錄的是幾篇較能代表我不同時期的寫作觀念的自序。我對於通過序言引導讀者閱讀我的小說感到戒心，比較少為自己的書作序，但作為自我評論，這些自述也值得跟其他章節一併對讀。
我不想說寫作是一條孤單的道路。它是，也不是。它是，因為就寫作的本質而言，過程中只得作者自己一人面對，結果也只得一人負責。它不是，因為無論環境條件如何惡劣，我們身邊還存在一個寫作共同體，一群理念和實踐的同路人。再者，寫作絕對不是一個人的事。寫作必然在世界中發生，在世界中進行，在世界中結果，在世界中重生。寫作為世界所塑造，但寫作也反過來塑造世界。
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
這是我到現時為止，所能抱有的最大的寫下去的理由。
2010年12月10日
